1890年9月3日，约瑟夫·布洛赫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询问：“根据唯物史观，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呢，还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坚实基础，而其他关系本身也还是能发生作用的。”恩格斯在9月21日的回信中对此加以明确肯定：“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表现出这一切因素间的交互作用......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各个人的意志......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
恩格斯在这里明确提出“合力”的思想。经济条件是基础，这是从一般意义上讲。不能把它绝对化，否则就无法解释在大体同样的经济条件下，个人或民族乃至国家在意识上的差异。大家大体都承认“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说法。但是，并非所有的穷孩子都早当家。也不是说富人的孩子就一个都没有早当家的。这里只是讲的一般情况。在现实情况下，由于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个体也会出现很大、甚至决定性的差异。例如地理因素决定了尼泊尔和菲律宾在海洋问题上的意识会有非常大的差异，即使两者经济基础差不多。由于尼泊尔是个内陆国家，对海洋不感兴趣。经济背景差不多的人，一个信仰宗教，一个不信。他们的意识会相差很大。同样，爱读书和爱赌博的穷人不一样；参过军的和没参过军的不一样；单亲家庭的孩子和双亲家庭的孩子不一样；生来就有残疾的孩子不管经济条件如何都会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等等。因此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意识的说法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其他条件大体一样的情况下，经济基础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或者说，经济基础对所有人都有作用，但具体作用的结果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有些干扰甚至是决定性的、比经济基础还重要。例如一个有强烈信仰的人，经济对他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恩格斯本人是资本家，但却愿意为无产阶级斗争。周恩来并非无产阶级出身，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
“人们往往以为，只要掌握了主要原理，而且还并不总是掌握得正确，那就算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新理论并且立刻就能够应用它了。”实际问题远远比主要原理复杂。重要的是要自己思考。即使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种看上去很正确的理论，如果深入思考也会发现问题。记得我在上大学时曾经用自己读过的少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批判法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雅克·莫诺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一书。莫诺不一定是正确的，但要想批判莫诺，你得和他在差不多的档次上才行。一个大学一年级学生和诺奖获得者谈哲学问题，结果可想而知。莫诺掌握的东西远比你多，而且他至少是在自己思考。
许多人甚至高级领导干部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问他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他自觉自愿地读了多少，答案很可能是零。可以认为，出了问题的官员大概没几个爱读马列主义著作的。当然更谈不上相信和思考了。读易经八卦的大概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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