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

朱广志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出自西汉学者桓宽的《盐铁论》，原文中的“随世而制”被化用为“随事而制”。

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西汉政府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御史大夫桑弘羊和全国各地招来的贤良文学人士60余人，就当时国家的一些大政方针，尤其是经济政策，比如盐铁专营、酒类专卖和平准均输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贤良文学人士站在民间的角度，对汉武帝以来以盐铁专卖为代表的许多政策进行了抨击；而桑弘羊则代表官府舌战群儒，对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进行了辩护。最后，桑弘羊主动向贤良文学人士求和解，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废除盐铁的专营，但毕竟废除了酒类专卖，给民间工商业多了一条赚钱的门路。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是贤良文学人士的政治主张。其中的“知”，通“智”。意思是，聪明的人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策略，有智慧的人会按照世事变化的情况而制定法则。这句话强调了“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主张与时俱进，积极地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作出适当的调整，反对因循守旧。

盐铁大会之后，汉昭帝又推行了“与民休息”的政策，将公田给贫民耕种，贷给农民种子、口粮，免除部分赋税、徭役，降低盐价，这些措施符合贤良文学人士提出的“行仁政，以德治国”的意见。因为内外措施都处理得当，汉武帝后期遗留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控制，西汉王朝衰颓的趋势得以扭转，“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在“文景之治”后，昭帝又和他的继任者宣帝一起开创了“昭宣中兴”，使得西汉王朝又出现了几十年和平兴旺的景象。

从那时起，“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一直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因时而变”的是“明者”，“随事而制”的是“智者”。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已经证明，历史大势，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谁能够顺应时代，做出调整，谁就能够获得成功；谁不能顺应历史潮流，泥古不化，或故步自封，谁就不会有好的结果。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权变、经权、常变的哲学思想，即处理事情应该遵循一定的原则，但是也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根据情境、形势的不同而灵活变通。在被称为诸经之首的《易经》中，就有表达类似思想的“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等观点。儒家传统哲学的经权思想始自孔子，后经孟子发展，最后到董仲舒时代上升到比较高的政治地位。《论语》中说“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孔子用“礼”字指代经权思想中的“经”，即为人处世应遵守的原则。同时,《论语·子罕》中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这里的“权”即指通权达变，由此可见孔子对经权思想的推崇。他已经深刻认识到，为人处世坚守原则非常重要，但是根据形势的不同而灵活变通才是最难做到的。

孔子之后，孟子完善并明确了类似的经权思想。《孟子·离娄上》记载了孟子与淳于髡的一段著名对话：“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与？’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这段对话很好地诠释了坚守行事原则和事急从权的重要性。到了汉代，董仲舒开始把儒家经权思想与维护国家统治联系到一起，从而把经权思想推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地位。

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念和价值。《周易》中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礼记》中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处在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干着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必须要打破陈规、勇于创新，大胆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冲破制约发展的旧框框，让各种发展活力充分迸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