育才造士 为国之本

朱广志

“育才造士，为国之本”语出唐朝宰相、文学家权德舆的《策问·进士》。意思是培育和造就人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

权德舆在朝廷先后担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他主张“举贤类能”，不论门第贵贱，只看德才，大力选拔人才，并反对徇私舞弊。他先后3次主持朝廷考试，贞元十八年考录23人、十九年考录20人、永贞元年考录29人，为朝廷举荐了不少人才，绝大多数人政绩突出，受到世人称赞。

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育才造士，为国之本”的道理。公元前355年，魏惠王和齐威王会猎于郊外。其间，两王比斗国宝。魏惠王以“照乘之珠”为宝，齐威王以四贤臣为宝。后来，以明珠为宝的魏惠王自认服输。

《墨子·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汉书·梅福传》认为：“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由此观之，人才才是最重要的国宝，才是国家的终极重器。

西汉时期，司马相如曾两度奉使西南边境地区，为妥善处理朝廷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关系，解决好蜀地社会治理、发展交通边贸等重要而棘手的问题，曾给汉武帝上了一个奏章。在这份奏章里边，司马相如说了五个“非常”:“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意思是要成就大事，要有不同寻常的人。这五个“非常”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在司马相如去世12年后，汉武帝的《求贤诏》还引述司马相如的话，以能建“非常之功”的“非常之人”作为贤才的标准。

古人特别强调人才要德才兼备，相继提出了“既知（智）且仁”、“才行俱兼”、“才行兼备”、“才德兼优”等概念。对于德才二者之间的关系，北宋司马光有一句非常经典的概括：“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讲得可谓深刻而辩证，有“才”作依托，“德”才能发扬光大；有“德”作统帅，“才”不至于走邪路。司马光不但对德才的关系做了非常清晰的表述，同时他也以自己身体力行，为后人做出了表率。

古人还强调人才要合理使用。韩愈认为“大匠无弃才，寻尺各有施”，这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缺点，只要合理使用，就能发挥作用；王安石《材论》指出“铢量其能而审处之，使大者小者、长者短者、强者弱者无不适其任者焉”，这是说任用干部要根据人的才能，量体裁衣、安排岗位，这样才能扬长避短，把事办好；欧阳修《乞补馆职札子》强调“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这是说治理天下，各个方面都需要用人，所以选拔人才不能局限于某一方面或某一领域，要放眼全局，广开进贤之路;顾嗣协所著的《杂兴》中亦有句名言:“骏马能历险，力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这段话形象地告诉我们，物各有利弊、人各有长短，只有扬长避短、因材施用，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人才兴则国家兴，人才衰则国家衰。历史的车轮碾过泛黄的史册，见证着前人的成功和失败，目睹着王朝的更迭。无数的历史经验教训告知着我们，人才乃国之重器，育才造士，实为国之根本。

当前，我们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既面临各种风险挑战，同时也处于重大战略发展期，越是如此，越是要集聚人才、团结人才、造就人才、壮大人才，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广开进贤之路、广聚天下英才。济济多士，乃成大业；人才蔚起，国运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