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君子慎独论》里说：“世上的儒学之士，不屑于格物致知，而沉浸于所谓的善恶之辨，这样一来，慎独的道理，就昏暗不明了。自从人们只关照自己的内心，而不去考察事理，慎独的道理，就更加昏暗不明了。”

“总而言之，明白万事万物的道理，要比诚实更重要。不懂得格物致知，即使事事谨慎，也会有失当的时候。内心修养要附着于事理，不考察事理，慎独将很难坚持下去。”

在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经世派大臣引领时代风潮之前，社会流行两种学说。一种是汉学。信奉汉学的人，每天沉浸于考据，不关心国家兴亡，百姓疾苦。另一种是宋学。信奉宋学的人，每天空谈心性，不关心社会具体事务。

曾国藩认为，这两种学说的弊端，对国家，对社会，都有极大的损害。所以，曾国藩提倡经世致用。修身必须和经世致用联系起来。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学说与佛教的根本区别。佛教要人离群寡居，刻苦修行。学佛的人，一般而言，与社会隔膜。儒家不一样。儒家修身养性，最终的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所谓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齐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

一般而言，一个平时很注重修养，却与社会隔膜的人，在面对社会上的各种诱惑的时候，抵抗力很差。

小和尚下山，老和尚一再叮嘱他说：“山下的女人都是老虎，碰不得。”这样的叮嘱是无用的。小和尚平时没见过女人，乍一见到，不拜倒在石榴裙下才怪。十年修养，一朝破戒，前功尽弃。所以说，那种苦行僧式的与世隔绝的修养，是不靠谱的。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是那些空谈误国的无能之辈信奉的教条。曾国藩的老师倭仁就是这样的人。但曾国藩不屑于做这样的人。

曾国藩与倭仁虽然同样注重修养，但他们的分野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倭仁修身只是求一己之心安，而曾国藩的修身最终是为了经世致用。后来，倭仁保守，反对洋务运动，而曾国藩引领时代潮流，师徒俩朝着截然相反的方向越走越远，就不足为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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