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鉴，湖南善化人，清代著名理学家。1778年生，年长曾国藩三十三岁。1809年进士。当时在京城担任太常寺卿的官职。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之学盛行，理学几乎被所有人遗弃。唐鉴特立独行，摒弃考据，崇尚理学。唐鉴的身边，集结了一大批像倭仁那样的理学专家，这个群体对扭转当时的学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了曾国藩以外，唐鉴还和曾国藩的好朋友刘蓉、日后的湘军大将罗泽南等湖南士子有交游，他对湖湘理学的兴起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非常崇拜唐鉴，便以弟子之礼前去拜见他。唐鉴见曾国藩这个来自家乡的年轻后生相貌堂堂、器宇轩昂，言行举止都非常得体，学习的态度又非常诚恳，非常高兴，答应做他的老师。

曾国藩行完拜师之礼后，问唐鉴：“先生，学生愚钝，不知道修身以及读书的方法，请先生赐教。”

唐鉴抹了抹花白的胡子，道：“修身也好，读书也罢，都要照着《朱子全书》上面所写的去做。关键在于实践。只读书不实践的话，纵然能够倒背如流，也不能提高自己的品行。”

《朱子全书》是南宋理学家朱熹的著作集合，是程朱理学的入门之书。恰好，曾国藩最近正在看这套书，所以他还想问得更详细一点。于是，他说：“学生愚钝，还请先生详细解答。”

唐鉴点点头，说：“修身的要点，分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外表，要严肃整齐，有刚强之气；一个是内心，要一心一意，不能三心二意。至于读书的方法，要点在于真正读懂一本经书。假如真正读懂了一本经书，那么其他的经书也就跟着读懂了。切不可东翻翻，西看看，那样什么书都会读不懂。”

曾国藩听完，略有所思地点点头，又继续问道：“学生虽然很想修身，也很想专心致志地读点书，但总是坚持不下来。敢问先生应当如何改变？”

唐鉴道：“做任何事情，都需要一颗恒心。人要是没有恒心的话，任何事情都会办不成。我有一个学生，名叫倭仁，在翰林院当侍读学士，想必你也是认识的。他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可以使自己保持恒心。他立下日课若干条，一言一行都按照日课行事。每天都写日记，检查自己言行的得失并加以改正。督促自己修身最好的办法就是每天记日记。你可以去拜访拜访倭仁，向他求教。”

曾国藩点点头，说：“谨遵师命。”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曾国藩又问：“古今中外的学问，浩渺犹如大海。弟子愚钝，实在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告诉我做学问的方法。”

唐鉴回答道：“做学问的方法只有三门，那就是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当中，义理是最重要的。考据之学，往往管窥蠡测，而辞章之学，不精通义理的人也是学不好的。”

唐鉴的这个分类法来自桐城派，而在曾国藩看来，仅仅有这三样还不够，必须加上经世致用才算完整。当时，在陶澍、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林则徐等人的影响下，湖南掀起了一股经世致用的思潮，与当时盛行的乾嘉考据之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曾国藩受这一思潮的影响很深。所以，曾国藩认为，做学问最重要的方法不是义理，而是经世致用。带着这个疑问，曾国藩继续问道：“那么经世致用之学呢？”

唐鉴道：“经世致用之学，就在义理之中。”

曾国藩听罢，恍然大悟，心想：唐先生虽然不说经世致用，但认为经世致用包含在义理之内，他比桐城诸子看得更深更远，对考据之风的冲击也会更大。接着，曾国藩又问：“弟子准备专门学习经世致用的学问，但不知道应该从哪里开始下手？”

唐鉴回答道：“最好的方法是读古代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缘由、为政得失、典章制度，全都记载在史籍当中。熟读史籍，勤加思考，许多现实中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经过唐鉴这么一解释，曾国藩对于读书和修身的方法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他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谨遵老师的教诲，切实去做。（节选自拙著《晚清第一圣：多面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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