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彭玉麟一生，对其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曾国藩。他虽比曾国藩只小五岁，但一直尊称他为老师。即便后来曾国藩建议将两人的关系定为朋友之间的平等关系，彭玉麟仍不改变叫法。这一声“老师”，并不是仅仅是称呼上的意义，而是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质内容的，彭玉麟的许多思想都来自曾国藩。读过《彭玉麟家书》的朋友都知道，里面涉及到曾国藩的地方不下二十处，彭玉麟将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用来教育他的后辈。可见，彭玉麟是非常服膺曾国藩的思想的。
当然，由于成长环境、所处地位的不同，彭玉麟与曾国藩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我们这一章就来详细地对比一下彭玉麟与他的老师曾国藩。

彭玉麟与曾国藩的成长环境，有相似处，也有不同处。曾国藩的家庭是一个较为富裕的耕读家庭，既有雇工但主人也亲自参加农业生产，而彭玉麟则出生于一个小官吏家庭。彭鸣九去世后，彭家变成了一个赤贫的耕读家庭。
曾国藩虽是湘乡人，但他的祖籍却在衡阳。曾家在康熙初年迁入湘乡，起初很穷，后来家境逐渐宽裕，但谁也没有想到要读书做官。
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年轻时候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一次，他去湘潭市集，与一帮无赖少年一起玩耍，喝醉了酒，一直睡到中午才醒。有一位老人家看到曾玉屏这个样子，责骂他是败家子。曾玉屏受到强烈刺激，从此以后改掉了所有恶习，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起床，勤奋读书，辛勤劳动。曾家的命运在一刻发生了重大转变。
曾玉屏虽然醒悟了过来，但为时已晚，靠读书走科举之路已不可能了，于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督促儿孙们努力学习上。由曾玉屏开创的且耕且读的家风，为曾家后来的人才辈出积攒了元气。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虽然从小受到曾玉屏的严厉督促，但无奈天资不够，科举一直不顺。曾玉屏、曾麟书都把读书做官的希望，放在了曾国藩几兄弟身上。身为长子的曾国藩，承载着更多的希望，他从小就在曾玉屏、曾麟书的严厉苛责下，苦读“四书五经”。
与曾家一样，彭家在彭鸣九之前也没有读书人，但彭家是赤贫的雇农之家，与日渐发达的曾家在经济状况上，有着较大的差距。
与曾麟书主要在父亲的督促下读书不同，彭鸣九是主动要求苦读。同样面对着科场不利的人生境遇，彭鸣九与曾麟书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彭鸣九离家前往江南游学，后来又去京城参与编著《四库全书》，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最终实现了当官的梦想。而曾麟书则苦读一辈子，最终未能做官。
彭玉麟出生在那么一个巡检家庭，从小受到的教育便是如何做一个好官，如何惩恶扬善，替百姓伸张正义。他的刚直的性格，与他父亲的这一职务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曾国藩出生在那么一个有了两代积累的耕读家庭，所学到的更多是如何修身持家。这对两人日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彭鸣九去世后，彭家陷入赤贫境地，此后的彭玉麟过了一段非常悲惨的日子，这种日子是曾国藩终生不曾体味过的，所以后来的彭玉麟相较于曾国藩，对于贫苦百姓的关注要更多一些。
由于彭鸣九、曾麟书都没有做大官，所以他俩都没有给儿子留下重要的人际关系，这是彭玉麟、曾国藩二人与左宗棠、胡林翼不一样的地方。彭玉麟、曾国藩后来的发达，靠自己能力的因素更大。

虽然曾国藩、彭玉麟有着不同的家庭出身，但少年时期的两人，并没有地位上的较大差距。曾国藩、彭玉麟的人生道路开始出现重大差异，是在青年时期，而决定他们命运的则是科举考试。
曾国藩的科场之路，虽然不是特别顺畅，但大体上还能接受。道光十三年（1833），曾国藩入县学，成为秀才，迈过了科举考试的第一道门槛。第二年，曾国藩进入湖南的著名学府岳麓书院就读，由于诗文特别优秀，获得推荐参加本省乡试，得中第三十六名举人。此时，曾国藩二十四岁，可谓科场顺利。
之后，曾国藩的科举之路遇到了些挫折，道光十五年（1835）的会试及第二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都名落孙山。日后的湘军大将胡林翼，就是在道光十六年（1836）的恩科会试中，得中进士的。
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第三次参加会试，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之后的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得一等第三名，进呈皇帝钦定，又提拔为第二名。咸丰皇帝亲自接见后，命曾国藩入翰林院为庶吉士。短短几个月，曾国藩由举人，而进士，而翰林，科举的台阶他终于爬到了顶点。曾家通过三代的积累，终于培养出来了一个要当大官的了。
与曾国藩相比，彭玉麟的科举之路就要坎坷得多。彭玉麟直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二十九岁的时候才得中秀才。一般来说，在这个年纪才中秀才，之后的科举就基本上可以不抱希望了。好在彭玉麟也并不是很看重功名，之后他就没有继续考了。在此之前，彭玉麟已进入衡阳协绿营部队，他比曾国藩先接触社会，也先接触军事。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非常顺畅，仕途则更加顺畅。曾国藩自道光二十年（1840）初进京散馆，至咸丰二年（1852）夏充当江西乡试正考官，继而回乡守制，在京十三年。这十三年，是曾国藩官位迅速上升的时期。咸丰皇帝即位后，他以礼部侍郎兼署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这样，除了户部以外，朝廷六部都有他的职位。
对于曾国藩来说，这可真算得上是天恩浩荡。这一经历对日后的曾国藩将产生重大影响。后来，曾国藩始终忠诚于清廷，在遭受清廷猜忌的时候没有怨言，在湘军众将纷纷劝进的时候也不动心，与他的这段经历有着密切的关联。
彭玉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段时间的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书识，虽有满腹经纶，但用武之地不多。此刻的他，与远在京城的曾国藩，地位有着天壤之别。如果不是之后爆发太平天国起义，而曾国藩又认准彭玉麟是个将才的话，彭玉麟这一辈子，或许永无出头之日。这对日后的彭玉麟也会产生重大影响。他的荣华富贵，都是曾国藩给的，所以他非常忠于曾国藩，是曾国藩除自己的亲兄弟之外，最信得过的部将。也正因为此，彭玉麟不像曾国藩那样，对清廷很忠诚，在湘军攻克安庆之后，他甚至劝曾国藩造反称帝。
在京城的这段时间里，曾国藩优秀的社会交往能力也逐渐得到展现。曾国藩交往的频率是高密度，遍查他的日记，几乎没有无客来往或自己外访的空白，最多一天接待、外访数十人次。曾国藩广泛的交际，为他之后的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郭嵩焘、江忠源等人，此时就经常是曾国藩家的座上宾。
彭玉麟与曾国藩相比，性格刚直，交际的能力要差一些，加之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书识，所以这一时期的他没有过多的人际关系积累。这限制了他日后的发展。什么人将成为帅才，什么人只能做将才，上天早已预先设定。
    这一时期的曾国藩，对于做官的规则，还没有参透。他的性格当中，也有与彭玉麟一样的刚直的一面。这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当时，曾国藩深受清廷赏识，不断升官，难免有些骄矜之心。咸丰皇帝即位后不久，他就上了一道《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的折子，针对皇帝本身的缺点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措辞用字有很多不敬的地方。
也算曾国藩走运，这样一份很容易激怒皇帝的奏折居然没有惹出大的麻烦，咸丰皇帝甚至还为此做了一些自我批评。
可见，曾国藩也有着与彭玉麟一样的刚直的一面，只是随着历练的增大，曾国藩身上的这一特性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刚中有柔、刚柔相济的权术。彭玉麟则终身不改刚直的本性。

彭玉麟很早的时候，就加入了衡阳协的绿营骑兵部队，对于绿营的弊端有着深刻的认识。在镇压李沅发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彭玉麟亲眼见证了江忠源所部团练强大的战斗能力。彭玉麟认为，国家以后要想对外抵抗列强的入侵、对内镇压农民起义，都只能依靠团练，而绿营是根本靠不住的。
与此同时，曾国藩由于兼署兵部左侍郎，对绿营的弊端也有所了解。咸丰三年（1853）初，曾国藩奉咸丰皇帝上谕协办湖南团练事宜。他到省城长沙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造旧的绿营。曾国藩极其瞧不起绿营士兵，认为他们如果不彻底整顿，痛加训练，根本无法成军。曾国藩越职改造绿营，引发了湘军与绿营的全面冲突，最终曾国藩被迫出走衡州。
当时的彭玉麟，正在衡州城中替母亲守孝，并且发誓不守完三年孝，绝不出来做事。曾国藩之前就曾听江忠源提起过衡州有个文武双全的彭玉麟，这回衡永郴桂道常豫又想他推荐此人，曾国藩也就留意起彭玉麟来了。
当时曾国藩正在兴建水师，急需湖南籍的水师人才，而彭玉麟水性非常好，又熟读《公瑾水战法》等水战兵书，且有着十几年的从军经验，参与镇压过李沅发农民起义，于是便三次亲自登门，请彭玉麟出山。
自镇压李沅发农民起义后，彭玉麟的功名心消淡了许多，而且他已发誓不为母亲守完三年孝，就不出去做事。但最终，曾国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以及满腔的忠君报国、保境安民思想，使得彭玉麟将个人的小利益放到了一边，为了天下百姓的安康，毅然出山加入湘军水师。
彭玉麟与曾国藩出山的背景惊人的相似，两人都是墨绖从戎。
当初，曾国藩回到湘乡老家后不久，湖南巡抚张亮基传来咸丰皇帝的上谕，命他协助湖南地方办理团练。接到上谕，曾国藩十分高兴，因为无论保乡保家还是个人志趣，他都盼望有此一举。然而迫于当时士人对丧亲守制的重视，他又不敢贸然出山。于是，曾国藩赶紧草疏请辞。奏疏写好还未发出，张亮基就派曾的好友郭嵩焘来请，说武昌业已失守，形势紧急，让他赶紧去长沙。曾国藩听完郭嵩焘的说辞后，再也按捺不住了，当即把写好的奏疏毁掉，跟随郭嵩焘来到了长沙。曾国藩之所以墨绖从戎，与他深受儒家忠君思想影响以及清廷对他的浩荡天恩有关。
与曾国藩不同，彭玉麟没有那么深的忠君思想，清廷对他也不曾有恩，他之所以出山，最根本的还是要救百姓于倒悬，另外，曾国藩的个性魅力也在这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对于新建的湘军水师如何才能有战斗力，曾国藩、彭玉麟都认为应该制定完备的章程，使将士有法可依。彭玉麟协助曾国藩，制定了湘军水师最初的章程，并且严格按照此章程执法。这样，彭玉麟的那一营士兵成了湘军水师中仅次于杨载福那一营的精锐部队。

虽然曾国藩请了三次才将彭玉麟请出山，但一开始曾国藩对彭玉麟到底行不行还没有底。彭玉麟是通过一系列事件，直至田家镇大捷之后，才最终取得曾国藩完全信任的。
最初，曾国藩把彭玉麟、杨载福两人都安插在他的弟弟曾国葆的陆师中，
想让两人实习一下。曾国葆经过几天的观察，觉得彭玉麟、杨载福都是大将之才，请求曾国藩重用他们。曾国藩这才意识到，自己小看了彭玉麟、杨载福两人的才干，开始重要他们。彭玉麟也就成了继褚汝航、夏銮、杨载福之后，湘军水师的第四号人物。
湘潭、靖港之战前，湘军水师众将推举彭玉麟定行军方向，彭玉麟支持左宗棠的意见，决定以全部兵力进攻湘潭，以五营部队为先锋，而以另外五营为后继。这是彭玉麟自加入湘军水师后，第一次走向前台。他的看法能否准确，将关系到他在湘军水师中以及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
进攻湘潭的五营湘军水师与增援湘潭的塔齐布陆师紧密合作，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然而此时，曾国藩在长沙城内富商的一再催促下，没有按照彭玉麟事先的谋划进攻湘潭，而是前去攻打靖港，结果遭致大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军事才能主要在于谋划全局、制定章程约束士兵、以忠君爱国思想鼓动士兵等方面，真正的临战能力，他远在彭玉麟之下。
彭玉麟的谋划得到了事实的验证，这使得他在曾国藩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后来的岳州之战，彭玉麟立的战功也不小。褚汝航、夏銮、陈辉龙在城陵矶同时丧生后，彭玉麟成了湘军水师中继李孟群、杨载福之后的第三号人物。
之后的田家镇一战，更是彭玉麟的扬名时刻。太平军万余商船，在这一战中全部覆灭。彭玉麟在这一战，制定四队轮攻的作战策略，之后又亲自指挥孙昌凯等人砍断拦江铁锁，功劳甚大。这一战后，彭玉麟奠定了他在湘军水师和曾国藩心目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彭玉麟在田家镇之战后，写信给他的叔叔说：
靖港之败，曾帅几溺，此乃不肯从侄之计，险取覆亡也。当吾水师过洞庭，逼岳州，严阵于城下，适逢王錱溃走，贼都弃舟登陆，夺靖港而据之，遂陷湘潭。是时省城长沙亦陷于敌中。水师十营皆来援，众推侄定计，图恢复，侄乃昌言，愿率五营直趋湘潭，请曾帅率五营继之为声援。奈何约不履行，曾帅竟不趋湘潭，而攻靖港，一时令出不行，愤而投水。幸从者救出，得不死。既而吾军大捷于湘潭，曾帅见我，辄异于曩昔，我反难乎其为情也。自田家镇告捷以后，两人之情感益密矣。祈大人时赐箴诲，免侄殒蹶也可。（《彭玉麟家书》第194页）
在这里，彭玉麟对他和曾国藩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总结，指出湘潭、靖港之战前正确选择进兵方向以及他在田家镇之战中的优异表现，是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的关键。
后来，彭玉麟奉命增援湖北。时任湖北巡抚胡林翼企图摆脱曾国藩的控制，自立一军，将挖墙脚的手伸向了曾国藩的嫡系部队湘军水师，李孟群、鲍超二人都被拉过去了。但彭玉麟始终对曾国藩忠贞不渝，没有接受胡林翼的策动。
彭玉麟在武昌周边的战斗中负了重伤，被迫回老家衡州修养。当时，曾国藩在南昌，周边的府县大都被太平军占领，情况非常危急。为了摆脱危局，曾国藩指挥李元度部陆师以及萧捷三所部内湖水师攻打湖口。结果，萧捷三在战斗中意外身亡，内湖水师失去了统帅。江西的局面更危险了。
在这万分危急时刻，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彭玉麟。他认为，只有调彭玉麟前来统帅内湖水师，才能摆脱目前的危局。彭玉麟得到曾国藩的征召后，立马从衡州动身，冒着相当大的危险，步行千里，巧妙地通过了太平军的关卡，最终到达南昌。
彭玉麟芒鞋千里解救曾国藩，使彭、曾友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自此以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远不是那种普通的统帅与部将之间的关系，而更多的是一种朋友、知己的关系。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虽然很能打仗，但所部纪律较差，每次破城之后都会杀戮一些无辜贫民，奸淫掳掠之类的事情没少发生。曾国荃本人又不懂得低调，每次立功受赏之后就擅自回到荷叶塘老家，迁坟改葬，造第营居，欺凌乡里，一次甚过一次，而曾国藩并不知道详情。
曾国荃部湘军陆师攻克安庆后，曾大规模地屠城。全城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死，尸骸尽弃长江中，乱挤成团。当时有两艘英国军舰停泊在江心，尸体围绕在军舰四周，军舰竟无法开航。彭玉麟得知曾国荃所部屠城之后，非常愤慨，致书曾国藩，请求他大义灭亲。曾国藩未予理睬。
1864年曾国荃所部湘军陆师攻克江宁之后，再一次大肆屠杀平民，并且烧杀抢掠。彭玉麟得知后，再次致书曾国藩，请求他大义灭亲。曾国藩还是未予理睬。
后来又发生了柳寿田事件。柳寿田本是曾国藩、曾国荃的亲兵，来到彭玉麟营中后，到处散布对彭玉麟不利的消息，在湘军水师当中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彭玉麟得知此事后，将柳寿田绑了起来，撤了他的职，并且割掉了他的耳朵，严令他不准再回江宁去找曾国藩、曾国荃。接着，彭玉麟致信曾国藩，再次请求他诛杀曾国荃。
曾国藩得知柳寿田被处置，又收到彭玉麟请求诛杀曾国荃的信后，非常愤怒。他立马给彭玉麟写了一封回信，在信中，他责问彭玉麟为何不经过他允许就擅自将柳寿田撤职，并且割了他的耳朵，又责问他为什么那样对曾国荃看不顺眼，几次三番想诛杀他。曾国藩最后说，自己带了十多年的兵，曾国荃的吉字营有哪些弊病，他难道还不知道吗！
这是彭玉麟、曾国藩交往十几年后，第一次出现裂痕。彭玉麟意识到，他的这位老师，并非是完人，他和常人一样，要维护自己的亲人。为了不使事态进一步发展，彭玉麟选择了沉默。彭玉麟三次请诛曾国荃，并没有对彭玉麟与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产生太大的影响。

在对待西方列强的问题上，彭玉麟、曾国藩都既反对盲目排外，也反对崇洋媚外。
彭玉麟在家书中这样说：
夷夏交通，治外者苦民问隔阂，每多衅隙，制之无方。但为官吏者，切不可处处媚夷而压华，人民办不可艳夷而鄙华。围家元气为外夷所摧伤者多矣，耻辱亦层见叠出。忆我皇十年八月，洋兵人京，尚不毁宗庙社稷，是其好处。现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尚有功劳。非甘借处人势力以戕贼，终是保境安民不少。我谓对待外人，不宜生怨，当怨自己之政治不修，制造不良。以求贤才谋修政为急务，以学制枪炮学造轮舰为抵抗，取彼之所长而皆有之，即以彼之利器制彼可已。若两者无所得，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其官民之媚夷，吾固无能制之，而仇夷亦非所愿闻也。（《彭玉麟家书》第150页）
曾国藩也在日记中这样记载：
眉生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212、213页）
两段话的大意差不多，当是彭玉麟听曾国藩说过以后，转述给家人的。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曾国藩对于洋船洋炮，发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湘军水师刚创建的时候，就有一百多尊洋炮。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湘军水师战船上的洋炮也越来越多，这是湘军水师能够取得长江控制权的重要因素。 
咸丰十一年（1861）曾国藩奉上谕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后，开始在安庆试着制造洋船。安庆军械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办的。安庆军械所只用华人，不用洋工，表明了曾国藩独立自主发展中国造船业的洋务思想。
湘军攻克江宁之后，曾国藩有了更多的精力来制造新式轮船。在曾国藩的指导下，1868年9月，中国自造的第一艘大型机器轮船“恬吉”号下水。
曾国藩在主持制造西洋轮船的过程中，始终注意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他引进西方列强的机器设备，是为了使中国人掌握造船的技术。这是他跟李鸿章洋务思想不同的地方。李鸿章更多地使用洋人，也喜欢用盛宣怀那样的买办商人，对于西方的先进技术不太注重消化吸收，后期发展到一味购进铁甲舰。
与曾国藩一样，彭玉麟也更强调独立自主。彭玉麟直抱着这样一种观点，“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欲借他人之法以为强是自欺也。”因为，他“但愿用夏变夷，不敢用夷变夏。”对于李鸿章庞大的购买铁甲舰计划，他联合左宗棠、刘坤一等予以抵制。
经历过中法战争后，彭玉麟亲眼目睹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又在郑观应等人的介绍下，对世界大势有了新的认识。这之后，他开始支持李鸿章购买铁甲舰的计划。彭玉麟认为，当时中国面对的外部局势，已与曾国藩在世时有了明显的区别，时间不允许中国慢慢学习制造铁甲舰的方法，直接购买是最便利的。这个时候，他的洋务思想与李鸿章很贴近了。
在理学思想上，曾国藩强调义理的统摄性，主张宋学与汉学的结合。与曾国藩一样，彭玉麟也强调义理的重要性，认为读书的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明理，其思想更倾向宋学一派，但他也并非完全排斥考据之学。
在对待宋学、汉学的问题上，曾国藩曾经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曾国藩早期，是坚定的宋学派，对汉学颇多诋毁。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这么说：
盖自两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299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逐渐意识到，汉学也有可取之处，而处于汉学、宋学之争中的对立的两派，观点都有些偏颇。于是，曾国藩走上了融合汉学、宋学之路。
在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所作的《圣贤画像记》中，他这样说：
自朱子（朱熹）表彰周子（周敦颐）、二程子（程颐、程颢）、张子（张载），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宗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讥焉。（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306页）
除了主张汉学与宋学的融合之外，曾国藩在阐述义理、考据、辞章的关系时，强调“以义理为先，以立志为本”。曾国藩认为，人要有广大光明之见，不为浮名微利所诱，不忧赏识无人，不耻冻馁在室。集中起来，就是一个“志”字。志之所向，金石为开，无论是考据，或是辞章，都概莫能外。
彭玉麟的理学思想近似，但也有差异性。彭玉麟极度强调义理的重要性，这与曾国藩是一致的。
彭玉麟在家书中与人探讨义理、考据、辞章的关系时，说：
西汉迄今，儒生各趋一选，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互相诋毁。吾则专主义理，以为学问在乎修齐，修齐在乎经史，经史之习学，但当研究义理，专一而不纷，所谓明者独见，不惑于朱紫；听者独闻，不谬于清浊，故离朱不为巧眩移目，师旷不为新声易耳，窃愿意焉。（《彭玉麟家书》第18页）
彭玉麟认为，义理就是修身、齐家的道理，也就是做人的道理。读书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学会做人。一个不会做人的人，即便在考据上、在辞章中取得再大的成就，也不算一个成功的人。所以，彭玉麟劝诫他的家人，不要把大好的时光花在考据中，应该去读经史，从中获取做人的道理。彭玉麟的这一看法，与曾国藩的“义理为先”论，是完全一致的。
但彭玉麟与曾国藩一样，不完全排斥汉学。他在家书中亦曾劝人研究考据之学：
玉孙读书大有进境，近闻喜阅《史》、《汉》，老怀弥觉欣慰。但看《汉书》须通小学训诂之书，则假借奇字可以识得，又必须略看段氏《说文》，人门较易。吾弟对于小学《说文》两者素多心得，敢烦从中指点。王念孙先生《汉书训诂》极详博，著有《读书杂志》，可嘱玉孙常置案头参考之，每日圈点二十页，二十页后勿再贪。读时设身处地，如与古人坐一室中酬酢笑语，冥思默索，与目今时势相参照，穷其事理，庶得读《汉》之能事矣。（《彭玉麟家书》第28页）
但在彭玉麟的心目中，汉学永远不能和宋学并列。彭玉麟的理学思想，更倾向于宋学一派，这是他与曾国藩的融合宋学、汉学理论稍有区别的地方。
    在哲学体系的构造中，彭玉麟与曾国藩有些相似的天命观。他们都认为世间万事都是由天定，人谋不能胜天意。他们抱着这样一种天命观，看待世间万事万物都比较淡然，都不会很在意功名利禄，荣辱得失。
曾国藩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天意决定的。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
阁子闳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在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在于其间。(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343页）
与曾国藩的谦卑不同，李鸿章颇为自负，对功名利禄看得很重。曾国藩这番话，是在劝导李鸿章服膺天命，从而应天顺人。
在同治十年（1871）春，曾国藩即将走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不特贵富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343页）
可见，在曾国藩的哲学体系中，天意是决定世间万事万物的。曾国藩对于天命的服膺，越是在得志的时候，越是在接近成功的时候，越显得虔诚。
    彭玉麟也有着与曾国藩相似的天命观，在这方面，他显然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正是因为彭玉麟有着这样的一种天命观，所以他官做得越大，就越发感觉到恐惧，这也是他屡次辞官的重要原因所在。他的这种思想，和曾国藩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他在家书中说：
    名位太高，易惹人之嫉忌。兄默察古近，处高爵显官而权势炫赫一时者，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而绾兵符，拥大纛者，又鲜克善终。吾当静处，心潮起伏，辄兢兢业业，思得机会而引退，庶几能保全曩昔之雄名，免全壬之倾陷，善始善终，以免蹈大戾者欤!或则谦退吐柔。取明哲保身之道，但军士气旺，恐其寓骄机而殒及吾身，则又悚然百思不得一妙策。（《彭玉麟家书》166页）
    众所周知，曾家经过三代的积累，在修身持家方面很有一套。彭玉麟的治家思想，大多受曾国藩影响。其中，最为主要是居家崇尚勤俭。
勤俭是曾国藩祖父曾玉屏树立的家风，也是曾家数代兴盛、守家的秘诀。曾国藩在这方面受家风的影响很大。对于勤俭，曾国藩除一生身体力行外，还经常以此教育子弟。
咸丰六年（1856），曾国藩次子曾纪鸿刚满八岁，曾国藩在江西军营给他写信，教育他说：
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土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402页）
勤俭的反面是奢逸，要勤俭就必须力戒奢逸。咸丰十年（1860），在祁门军中的曾国藩给居家的弟弟曾国潢去信说：
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逸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得个逸字，讨人谦离不得个骄字。弟切戒之!（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408页）
随着地位的不断攀升，曾国藩越来越感受到危机，他生怕物极必反，遭遇不测之祸，因此更加勤快地督促家中子弟保持勤俭的作风，低调做人。
曾国藩一生都在防盈忌满，而且越是顺利的时候他越感觉到危机。咸丰十一年（1861）冬，曾国藩奉旨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曾国藩在接到圣旨后，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接奉廷寄四件，皆十月十六、十八、二十日在京所发者。中有谕旨一道，饬余兼办浙江军务，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省巡抚皆归节制。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331、332页）
不久之后，曾国藩又在日记中记载：
日内思家运太隆，虚名太大，物极必衰，理有固然，为之悚惶无已。（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332页）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曾国藩时刻不忘提醒家人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不骄不躁的作风，低调做人，勤勉做事。
    为了使勤俭的家风代代相传下去，曾国藩终身不忘耕读，即便是在两江总督、直隶总督任上，仍不忘耕作，在衙署外开辟土地，种植各种瓜蔬。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还在京城任官的曾国藩给诸弟写信道：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逸，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转引自《曾国藩评传》第417页）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给曾国藩带来了空前的官运，但曾国藩并未改变初衷，只准备孤身一人闯荡，而让诸弟在家耕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诸弟都不以在家半耕半读为意，都以为练团带勇是出人头地的好时机。其中，季弟曾国葆行动最快，咸丰三年（1853）就独自统率一营士兵，随曾国藩在衡州训练。期间，他向曾国藩推荐了彭玉麟与杨载福，为曾国藩打造了第一批嫡系力量。
曾国藩的二弟曾国潢，虽然才能不咋的，但也想出来带兵，被曾国藩拦住。后来，曾国藩兵困江西，不得已而默认三弟曾国华、四弟曾国荃带兵，曾国葆也在之后重新复出。曾国荃所部虽然军纪很差，破城之后以杀人抢掠为能事，后来给曾国藩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可见，曾国藩是很有先见之明的。
彭玉麟在修身持家方面，深受曾国藩的影响。笔者仔细读过《彭玉麟家书》，发现其中到处都是曾国藩的影子。
彭玉麟在家书中谈及勤俭的好处：
崇俭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不贪亦是我一生长处，非夸语。忆余受不次之擢，十馀年来，任知府，擢巡抚，由提督补侍郎，未尝营一瓦之覆，一亩之殖；受伤积劳，未尝请一日之假；终年于风涛矢石之中，未尝移居岸上，以求一人之安。虽膺荣赏，自顾才秽，未尝肯滥竽莅任；应领收之俸给及一切饷银，未尝侵蚀丝毫，未尝置一新袍。敝衣草屦，御之而心气舒泰，中怀澄然无滓，可以明彻天地，俯仰无愧怍。是以历劝家中，幸以余为法，以戒奢侈崇俭实、戒贪欲崇廉义为要义，不可妄制一衣，妄用一钱也。（《彭玉麟家书》第244页)
又谈到勤、敬的好处：
勤、敬两字，为立身要道，为治家良法，甚至为国为民，莫不取是以作则。不分治乱，不分公私，其人能勤敬，则事业未有不兴者。不勤不敬，则人必唾弃之。天降以戾气，深致忏悔而譬之啮脐，子侄辈有喻此意者否？若处处和两字作对，则其家必中落，而不能延富贵气象。祈刻刻留心，以是勖勉之。(《彭玉麟家书》第126页）
彭玉麟自1853年接受曾国藩的邀请，加入湘军水师后，仅1855年在家短暂停留过，此后直至1869年才再次回家。他的儿子彭永钊，由于缺乏父亲的管教，骄奢淫逸，甚至借着彭玉麟的威势，鱼肉乡里。彭玉麟为此愤怒不已，经常在家书训斥他，督促他保持勤俭的作风：
汝性日疏懒，乃不矧作家书，骨肉之情何其疏！忆余少年时，盼家书之至，若获万金。汝祖母书不来，则惊甚子风鹤，不敢云孝，第觉挚爱之心盎然也。处境略优，即当思来处不易。朱柏庐先生《治家格言》，汝岂未之见耶!乃厌粗砺而饫肥甘，御锦绣而弃杼轴，此即趋凶蠲吉，自取堕落之道。君子而穷，穷者剥之境，而复之几也。小人则时时求逸乐，逸乐乃凶神恶煞之饵，所以杀庸俗者。吾起身贫窭，近跻高位，但知守缺而不敢求全，常引日中则昃月盈则亏之理以自警。奈何汝竟骄满，悖逆其长上哉!曾帅尝名其所居日求缺斋，诏其子孙曰：“宁求缺于一生，而求全于堂上。”汝可将此语时时反复忆诵之。（《彭玉麟家书》第54页）
     在这些话中可以看出，彭玉麟也有着与曾国藩同样的思想，日中则移，月满则亏，物极必反。所以，他苦口婆心地劝告彭永钊保持勤俭、低调的作风，以避免家族遭遇横祸。可惜的是，彭永钊禀性难移，遭到父亲的训斥后，仍没有任何改变。彭家在彭永钊这一代丢掉了勤俭的作风，之后也就没有再出人才，与曾家后代人才济济的局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曾国藩一样，彭玉麟也在家书中督促家人保持半耕半读的家风：
     人贵不忘其本。守先人之旧业使勿替庶可已，其享馀荫者，更宜习劳崇俭，慎勿染半点官家子弟习气。出门不许坐轿，不许呼奴喝婢，事事须躬亲，甚至拾柴收粪甘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优为之，不忘吾世代半耕半读。能如是，渐务其木而不习于淫佚。（《彭玉麟家书》124页）
由上可见，彭玉麟的修身持家理论，可谓是得到了曾国藩的真传。然而，道理是一样的道理，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会有不同的效果。彭永钊远没有曾纪泽、曾纪鸿踏实，因而他最终毫无所成，也使彭家从此中落。没有培养出一个好儿子，是彭玉麟一生中最为遗憾的事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