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汉中洋县九池村发现明代大墓的消息经我报道后,国内媒体进行了转载,也吸引了很多专家、学者前往考察,然而,时至今日未有定论。为了不令山中文物埋没荒野,我将该墓的大致情况及汉中原地方志办主任郭鹏先生的考察文字一并公开,以求有识者识之、有力者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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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洋县毛坪深山之中的这快墓地,北接华阳,南临水,是昔日骆古道的必经之地。墓地约300多平方米,坐北向南,背山面水,上下分三层,每层由十余级石阶相连,中间两层为一大一小两处平台。在平台两侧,均立有长七八米、高近1米的石壁,石壁上刻着仙鹤、乌龟、骆驼、马匹以及装束各异的人物,虽历经数百年岁月侵蚀,仍依稀可辨。让人不解的是,有数块数丈长的石壁倒于荒草中,明显还未雕刻完成。
其最上面的平台,是一座巨大的呈扇形“墓碑”,它向人们显示了墓主生前的显赫。“墓碑”高约一丈,三层挑檐均为在大小不等的整块巨石上雕刻后累加而成,这中间不用卯合,却能百余年不倒,着实是个谜。整个碑面,富丽典雅,除正中刻着隶书字体外,还有大量古代墓主不多用的草书刻石;碑的两边是六面浮雕画,因选用石材细腻,所刻内容栩栩如生,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尽管碑上有很多文字,但除了能认清的几行隶书外,大量草书均难以辨识。就墓志大概情况来看,墓主姓方,进士出身,做过陕西按察使、陕西承宣布政使(相当于现今的省长一职)。据附近村民讲,这座墓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具体年代不清楚。八十年代末,曾有盗墓者用炸药炸过此墓,但好像没影响什么。查阅《汉中府志》(清嘉庆年间)、《洋县县志》(清光绪年间)上都没有关于墓主的记载,但作为封疆大吏,志书上不应该没有记述。我的好友、汉中市文化局文物科的青年专家李烨认为,其墓葬具有较高的文物考古价值,墓葬的规格,在陕南墓葬中也十分少见。他认为,该墓属夫妻合葬墓,但从未完成的石雕画来看,墓葬应是在没有完工、草草收场的。尤其这位方姓墓主,从进士出身并位忝高官,应在志书中有所记述,为何没有,倒是耐人寻味。此外,这位高官为何要选在深山中建墓,而墓又为何未建完便收场,也值得探究。
明代在汉中做过官并且最为有名的方姓人当属方孝儒。至今,汉中市委市政府后院,还有方孝儒当年在汉中从政的石碑。方孝孺因不满燕王朱棣篡权,被灭掉了十族。此后,史学界就一直有建文皇帝带18随从来汉中避难一说(城固、西乡、南郑等地均有其遗迹)。至于洋县深山发现的方姓大墓,是否与其有关,尚待考察。
洋县九池方家坟遗迹考察记
郭鹏 原汉中市地方志办主任
2002年8月26日,《华商报》记者潘京曾以《洋县发现明代古墓》为题,首次报道了在洋县茅坪乡九池村发现方家坟墓地的消息,初步认定墓主是明代一位陕西布政使、按察使,并说:“藏于秦岭深处数百年占地300多平方米墓葬规格在陕南罕见。”此消息先后被新华社、人民网、《西安晚报》等媒体转载报道,曾引起了一时轰动。当时,潘京在发稿前曾向我咨询过,我答复:在明清《汉中府志》、《洋县志》上没有方家坟及姓方的大官葬此地的记载。我也曾想到实地考察,公务繁忙,一直没有顾得上。
转眼4年过去了,人们对此事好像淡忘了。2006年夏,突然从网上收到西南大学汉语言文献研究所研究生刘新民的咨询信,让查找有关方姓资料,并说他正在研究方家坟。我查找后将有关资料发给他。不久,刘给我寄来了他撰写的近15000字的《方家坟墓主考证报告》,文中断定墓主是清代陕西布政使方载豫。小刘的研究再次引起我的职业兴趣,但我感到小刘的考证多属推定,依据尚不足,便决定亲自去现场看看。
2007年农历正月初五,事先与放假回家的小刘约好,和妻子一道,早7时从汉中出发乘班车到洋县,又从洋县乘往华阳的班车到茅坪乡八亩地,小刘已在路边等我。在小刘舅家吃饭稍事休息后,下午4时半再乘到九池的班车。车在山间凸凹不平的便道上又颠簸了近两个小时,到了终点站。下车后,已经近6点钟了,离目的地尚有20里路。步行了半小时左右,小刘联系的九池村支书张世清与侄婿小方骑摩托前来接。两辆摩托,辗转转送,把我们三人带上,在高低不平的山间小路上走了大半个小时,赶到张支书家已是夜幕降临之时了。
晚上,下起了小雨。第二天,雨一直不断,等到11点左右,雨还未见停。我们三人拿上伞,由张支书领路,沿河边小路走了约5里左右,过小溪,到了山脚下一块墓地。
这是一块背靠大山,面朝小河,约2亩大小、宽约30多米的墓地,两边用石头垒起四五米高的挡墙,用石条垒起宽四五米的台阶。拾级而上,来到墓门处。我最关心的是墓主姓名、身份,首先在墓门石牌楼正中查看碑文。墓门石牌坊分三楹,正中的碑被嵌在碑龕内,大部分被碑龕门遮挡着,黑洞洞的,实在无法看清两侧的碑文,仅仅能看到正中的大字:“皇清待赠方公行一讳光福字周盛
孺人吴氏
元基”。正在焦急无法看清碑文之时,妻子拿出备用的小手电,才算是解决了大问题。我一手用手电向碑龛内斜照,一边辨认模糊的碑文,小刘记录。大雨中,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艰苦辨识,总算把绝大多数字迹辨清了。碑文原来是当时洋县僧人然明写的《为方公卜地小引》。文中未述及墓主身份、籍贯、生死年月,也无其行状事迹,仅述及墓主之祖父曾在常川府(查《中国地名大辞典》上,历史上并无常川府)任府尹,“公(光福)之年已七十矣……科第为官,清正福寿”。碑尾署墓主子孙名字,署时间为“道光贰拾贰年季马月中旬吉日”。墓牌坊顶部,有“禄辅廉堂”四大字。墓碑牌坊的右侧,有块题为《圣赐住宅》的碑,内容是赞颂墓主的,署名为“钦命陕西按察使司兼管驿传事务随劳加一级记录十三次”、“陕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加三级记录二十一次
徐”;左侧也有块《圣赐住宅》碑,内容是赞颂墓主夫人的,署名是“特授陕西汉中府正堂廷试孝廉方正汉中府知府随带军功加六级记录十三次
奉”、“敕授洋县正堂文林郎知洋县事世袭恩骑尉加五次记录十次囗”。两碑文格式相同,内容多为套话,并无墓主及其夫人具体事实,看似出自一人手笔。
在墓地内,除已经砌起的三层台阶外,到处橫七竖八地散乱着两公尺左右长的石条,上面雕刻着人物、动物等浮雕,有的尚未刻竣。显然,这是一块尚未竣工的墓地。在墓门石牌坊正下方,被人掏挖了一个大洞,墓顶部,也被人掀开了覆盖的土层、石条,墓内木棺已掀开。据当地人说,在70年代,该墓被盗挖过。
看完墓地,弄清了两个问题:(1)这是一座清代道光二十二年(1842)墓,并非明代墓;(2)墓主为方光福,并非道光时陕西布政使方载豫;也非其他任何一位陕西布政使或按察使的墓。同时,又产生了诸多疑问:(1)该墓地及其墓饰规模如此宏大,又有陕西按察使、布政使、汉中知府、洋县知县的赞词,看来墓主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但为何清光绪《洋县志》上没有记载墓主及其墓葬?(2)如此大的墓葬,为什么没有竣工就草草收场了?(3)为什么碑文中没有墓主人的具体行状、职务、身份等基本记载?(4)为人卜地属道士职业,佛僧并不为人卜阴阳地宅,但本处《为方公卜地小引》碑文,为什么却是僧人所为?(5)这么有身份的人,为什么碑文却如此不伦不类?而且墓碑石材低劣,牌坊上的五幅楹联书法水平甚差?(6)墓顶“禄辅廉堂”什么意思?碑文中“元基”(按碑格式,应为“之墓”二字,尚未见把墓称“元基”者)、“季马月”,意思不明(有把农历五月称马月者,但无“季马月”一称)。
冒雨抄录与拍照完毕后,到墓旁一家避雨,主人很热情,立即给我们做饭。饭后,又回到张支书家。张支书给我们介绍,这里是古代灙骆道,距该地30多里路处有个太子洞,据说是朱元璋的出生处。
次日,为了赶早上7时的班车,凌晨5时准时起床,5:05分出发。天很黑,伸手不见五指,且刚下过雨,凸凹不平的路,更觉难走,好在妻子拿的有手电,在微弱的电光下,3个人向车站赶去,高一脚低一脚,不时踏到路上的水滩内。紧赶慢赶,在天刚放明的7时,准时赶到了“车站”,乘上了到洋县的班车,结束了这次方家坟的考察。
附:碑记1篇
方光福(周盛)墓碑記
洋邑上僧然明为方公卜地小引
审得佳城艮龙,发源不远千里而来矣。其左右护送,山环水抱,结作不凡,非有大德者不居此。予故延及月余,悉访行藏,询及宗族,当先帝时,其祖父已蒞常川府尹。公之宗族及子侄,食君禄者尚不乏人。因避兵,分枝迁而山囗,亦然耕桑,早业诗书,又不失簪纓之遗风矣。见其行己端方,与人正直,谊敦仨朝五囗爱囗仁慈,乐善好施。
宪囗迄於今,公之年已七十矣,不期而遇,此夙缘相凑者也。考诸託长老书曰:阴地与阳地相符,地理与天理并注,因直指其女曰:山午向,两相宜,联珠三,合兄弟齐,人财大旺。公科甲,为官清正,福寿归此仙师之。予特借志耳。
道光贰拾贰年季马月中旬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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