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白的日光灯下，袁幸福睁大眼睛，似乎要看个究竟。

           “你认识我么？”

           “认识——”他的肯定令人心情沉重。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袁幸福，老板把我打了，我要回家……”他的眼睛大而空洞，直愣愣的目光中，偶尔飘过几分寒意。

            和“三无病房”里所有的精神病人一样，袁幸福穿着缓和的绿大衣、棉拖鞋。唯一不同的是，他的话语高亢而急促。屡屡蹦出的“我要回家”——是他所有话语里重复率最高的一句。

            “三无病房”是“社会困难救助”病房的简称，它是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2005年为专门收治社会“三无” ”（是指无钱物、无亲属、无身份证明）精神病患者设立的。11月30日下午，袁幸福被120急救中心的工作人员送到了这里。

           “来的时候可凶了，乱踢乱打，我们一个大夫正给他打针呢，就给他冷不防用被蒙住了头。”病房主治大夫张露莹说，来时，听到说曾被老板打过，就挺同情的，没想到他特狂噪，劲儿又大，乱打乱咬，医护人员费很大的劲才能治住他。

            谁能想到，这样的一个“危险”的突发精神患者， 不过是独自来西安打工的一名27岁的农村青年。在他离家之前，他“老实本分、忠厚不爱说话”。

            那么，他是怎么忽然之间就变成了一名具有“冲动、伤人”等精神症状的患者呢？是什么使他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了呢？

  

                   为逃跑他把病房墙壁掏了个洞

            （病区里还有二十多位精神病患者，其中70%都是跟他年龄相仿的农民工。不大的病区，十几个精壮的年轻人静静地躺着，让人震惊且压抑。）

 

           大雪纷飞的早晨，袁幸福躺在精神病院温暖的床上，依旧睁大了双眼。

他在等着回家。

            一个多月前，被打了10mg安定的他被120急救中心大夫送了来。来之前，因为不属于原则意义上的“三无病人”，还费了很多周折。

            “11月30日上午10点左右，我们站上接到中心医院打来的电话，说有个精神病人需要送到精神病院去，我就去了，结果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六个小时，医院才同意接收。” 当时的出诊大夫钱庆春回忆说。

              钱庆春是西安市急救中心的大夫。急救站设在市中心医院家属院院内。那天上午，他们出车准备转送小袁，结果因为不属于接收范围，西安市精神病院无法接收。无奈，后来医护人员又为病人补充作了脑部CT，市中心医院也向市卫生局作了汇报，最后经调处才在当天下午才住进精神病院。

              由于入院前刚打过安定，小袁当时并没有过激反映。想着大冷天，小伙挺可怜，“三无病房”的大夫、护士对他很同情。可是，药效过去，看上去瘦弱、沉静的他竟忽然狂躁起来，不仅对治疗极不配合，甚至用拳头击打医生。

             “我们这里病人打人很正常，也很少说没被打过，可是这个病人劲太大，还咬人。”病房的一位医护人员说，他的攻击性很强，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的一样，总怀疑我们是把他关起来了，根本就不配合治疗。

跟张露莹一起为小袁治疗的一个男大夫因为没有防备，竟然被他将左臂打折，至今还没有好。此外，他常悄悄的跟在医生或者护士的身后，见病房门被打开，就要冲出去，甚至有几次还要夺医护人员的钥匙。

                更有甚者，一门心思要冲出“关押”的他，不知什么时候竟然还将病房的墙掏了个洞——好在被及时发现。

               为了让小袁安静下来，医生们给他加大了药量。这种治疗，可以让他两臂的肌肉力量锐减，但也令他看起来有些神情迟钝。对医护人员来说，由于小袁目前属癔证发作，为防备他突然性的采取自杀行为，他们丝毫不敢马虎。

                

                                    频遭不幸的家庭

                （2005年，袁幸福六十多岁的父亲在外打工，突发脑溢血去世；两年后，母亲被大水冲走。哥哥一直希望弟弟能从悲伤中走出来，所以袁幸福提出要去西安打工，哥哥当初并未同意。）

 

               癔症也称为歇斯底里症，是一种较为常见的精神性疾病患者通常表现为易受暗示性，感情用事和高度自我中心等。它的产生常是由社会因素、心理因素等综合因素引起。

               袁幸福住进精神病院后，便被诊断为癔症发作。不过，令医生们们既同情又不解的是，袁幸福说自己被老板打了，可各种检查显示，他既没有外伤，也没有内伤。当然这倒比较符合于癔症本身无器质性损害基础的特点。

               在袁幸福的片言只语里，隐约勾勒出他一个月之前的模糊轨迹：他11月初从丹凤老家跑出来打工。因为图回家方便，就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一家饭店。他在饭店做打馍的工作，一般要从早上7点一直要干到晚上10点。被送到精神病院前，他因倒垃圾与老板争吵，结果被击打头部昏迷了过去。

             这些情节，医护人员无法证实。但是，即便是精神病患者，他依然能够说出一些较为准确的事实。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医生根据他提供的一个大哥的电话号码拨了一下，没想到竟然拨通了。电话那一端是小袁哥哥的电话，得知他疯了，他一下子不知该怎么办好——11月时，袁幸福说要出去西安打工，他没同意，结果竟偷偷跑了。

            之所以不让弟弟去西安，他是担心城里太乱，不仅工资不一定拿到，而且弄不好还要挨打。他准备过了春天，两人一起去河南灵保的金矿上打工。

            “我的弟弟怎么啦啊，两月前还是好好的啊……”袁幸福的哥哥在电话无奈的喊道。作为商洛丹凤一户农村家庭，在连年遭受贫困与不幸的侵袭后，已经风雨飘摇了。    

              2005年，袁幸福六十多岁的父亲在外打工，不幸因脑溢血去世。随后，袁幸福跟着母亲、妹妹一起过，家里的主要收入，都来自袁幸福在金矿上辛苦背矿所得。2007年7月28日，他家所在的峦庄乡发大水，当晚，为了驱赶野猪保护庄稼，袁幸福的母亲就住在山上的搭建的草庵子里。看到峦庄河涨水，她想到家里的小女儿还在睡觉，忙下山去看，结果过河的时候，被水卷走了。

            接到村里的电话，正在矿上干活的他有些听不明白：母亲怎么被大水拥住了——大伙儿帮忙把她救上不就完了。实际上，这是村上人怕他受不了才故意这样说的。

              他连夜下山往家赶。第二天回到丹凤县峦庄乡卧羊村。一进门，才知道母亲被水吹了。

            他疯了一样冲到母亲过河的地方。但水已消退，哪里还有母亲的影子。他不死心，顺着峦庄河向南找，一直走了三天，才在百十里外峦庄河与丹江的交汇处停了下来。面对滔滔河水，他号啕大哭。回到家，连着好几天不吃不喝……

                     崩溃：打工10年，最后半天疯了

            （“晚上9点多，他忽然说不舒服要买点药，我说街南头就有药店。”店里一名小工说，来时他好好的，不像有病的样子，刚说要买药，没一会儿人就犯病了。）

 

             其实在好几年前，袁幸福家的老屋就已经成为危房，一到下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由于没有钱，房子一直没有修。袁幸福还有一亩左右的地可以种，但夏天的大水把地也冲毁了。大哥成家后也很拮据，即使是想帮弟妹，也常常是有心无力。

　　        袁幸福的大哥说，弟弟小时候也很爱玩，爱说爱笑的，因为家穷，17岁就跑到灵宝山上背矿，断断续续打了10年工。卧羊村村主任王仁富说，袁幸福虽然只是小学文化，但人忠厚、老实，从没见他得过什么病——“一直好好的，就是因为穷，老娶不上媳妇，常年在外头打工。”

　         “后来不太爱说话，但见了熟人话还很多。”袁幸福的大哥说，他也在矿上打过工，很苦。但比起在城里打工动不动就要不来工资，要强很多。“那里老板常给人脸色看，心里不美气。”

　　       李年生是袁幸福的一个远房亲戚，得知袁幸福“疯”了，他很惊讶。因为在11月初，袁幸福还到县城他的家里看过他、吃过饭，一切都好好的。

           在那段时间，袁幸福的哥哥很希望弟弟能从悲伤中走出来，所以袁幸福提出要去西安打工，他并未同意。得知弟弟在精神病院的情况后，他怀疑弟弟的狂噪要么与被打有关，或是与村里很多人在广州搞传销，传闻被限制自由有关。

           “听说那边关人，还打人，他们没法跑出来”袁幸福的哥哥猜测，他之所以想要逃出医院，可能是这些传闻给他心里留下了什么，让他在医院里发生错觉是被人关起来了。

            就被打一节，袁幸福所说的地点是“西五一路”。可是，西安那里有个西五一路？

           记者通过他说的一些细节，在市内西一路、西五路和西北一路，沿街打听，终于在西北一路找到了他最后待过的这家饭店。

             不过，他描述的“高大，脸很胖，很凶”的老板，与这家饭馆的老板相去甚远。老板六十多岁，慈眉善目，说起小袁的事，老人觉得很冤。

             “他是28日下午来的，没想到当晚就犯了病。”老人说，一年到头，店里的雇工经常换，这次小袁就是给解放路的一家中介所介绍来的。

             因为在来店的路上，小袁说了父母双亡的事，老人也很同情。回来还专门跟店里人说，多照顾照顾。袁幸福被安排在店里给客人端饭，收拾桌碗。按照店里的说法，一般中午才有客来，晚上7、8点就打烊了，活儿并不累。

              经过了解，很多街坊也证实，冬天该店关门也不过八点。因此，小袁究竟是在那里干的打馍的活儿，难以落实。

             “9点多，他忽然说要买药，我说街南头就有药店”店里一名服务员说，来时他好好的，不想有病的样子，就是不爱说话，说了买药后不久，就犯病了。

               “在地上打滚，抽搐，几个人都按不住。”饭馆老板说，没办法，就打了110后，青年路派出所来了几位民警，又叫了120 ，最后才把人绑了三道，送到了中心医院。

 

                    被黑中介送来之前谁对他做了什么

              (被送到医院已是29日凌晨两点了。当时神经内科的值班大夫病历纪录：“生气后行为异常……医生检查不予配合”。到了次日，医生查体，他“不言语、烦躁”)

 

               “他来的时候，还咬医护人员”时隔一个多月，中心医院急诊科刘岳峰主任依然记得这个病人。经向总值班汇报，第二天小袁就被转走。该院院办张狄说，转到精神病院的原因是由于病人急需更专业的精神类药物治疗。

                   陕西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师建国说，产生精神性疾病的原因很多，主要是生活事件引起生理心理应激反应后，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分泌量会迅速增多，多次出现类似情况，就容易使人的心理生理产生致病性改变。当最后超过了机体的调节能力，心理失衡，大脑功能活动彻底紊乱，精神疾病就发生了。
                心理学研究还认为，当个体压力过大，内心冲突无法解决，长期处于高度焦虑失衡状态时，肌体会通过极端行为来释放压力，——这便出现了“精神症状”。

　　              一个更广阔的背景是，在整个社会转型期，每一个中国人都面临比以往更大的精神压力。“西方社会200年的现代化转型，在中国被压缩在30年内进行着。”专家解释说，“焦虑像野火一样，与这个时期经济增长的速度同步，并以每一个个体切身感受到的方式蔓延。”

                  农民工从农村走入城市，更是要面临多重压力，当种种压力堆积在一起的时候，也就到了真正是“一根稻草都能压死骆驼”的时候了。

                 由于袁幸福所说的打馍店已无从寻觅，究竟什么是促使他突然犯病的，全然成了一个谜。从现有掌握的所有情况来看，在黑中介送袁幸福到事发时的饭馆前，袁幸福一定曾在其他什么地方干过活，那么，在来西安的这一个月里，他究竟遭遇过什么？

                 他有没有遇到过无良老板，看他是个农村里来的，又没有多少文化，就欺负他？有没有在他笨手笨脚工作时，大声呵斥或是大骂过他？在雇他做工时，面对他的过失，或者自身的性格缺陷，把轻蔑的眼神抛向他？尽管，在袁幸福无法准确回忆那可能遭受的一幕幕非人待遇的时候，一切都只是可能，但是，面对同袁幸福一样的农民工，我们能不能把更多的给予亲人的爱，分给他们一些，用善意的微笑来取代冰冷的面孔？

                 “那天晚上10点多了，我都睡了，老板还让我爬起来倒垃圾，我说让还没上床的人倒不行么……他就把我从床上拉起来，还猛打我的头——其他的人他也打过。”在寒夜里回放采访录音，袁幸福急促高亢的叙述，难免令人伤感。(潘京)

 

                 手记： 温暖也许只需要一个笑脸

            事实上，我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变迁，大部分来自于农民工抛洒的心血与汗水。他们吃的是工地上的大锅饭，睡的是大通铺、硬板床，穿的是地摊上买来的几十元甚至几元钱一件的衣服，可干的，是一些城里人宁愿吃低保也不愿做的又脏又累的工作，建筑工人、服务行业，几乎在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他们疲惫而又单薄的身影。“一般要工资的时候，老板不是没好脸，就是找人打你，骂我们是家常便饭。”家住山阳漫川的王景阳已经在西安、郑州等地打过多年的工，他说自己有好几次被逼得都忍不住要跟老板干架，但想到家里的亲人后就忍了。

　　      一名与袁幸福同乡、在北京打工的峦庄乡小伙说，前些年，他在北京一个家具厂干活，又苦又累，女老板动不动就骂他“乡巴佬”，最后干了半年，工资扣了一半，他的脚被机器轧伤了，老板不管，过年了还是老乡帮忙，才回了家。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宝鸡分院的赵海林副教授说，目前占很大比例的私营企业都不同程度存在着职业危害，农民工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以维持生存，他们的精神苦闷是难以言说的。

            师建国指出，相对于城里人而言，农民工要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他们从熟悉的农村环境来到不熟悉的城市环境，无论在文化、经济还是生活习惯、言语沟通上，都面临巨大的差异。“由于很多城市人对农民工抱有偏见，在行为和言语上，伤害他们，特别是对农民工尊严的伤害，更容易造成他们内心的创伤，一旦承受不了，便会引发精神疾病。”

             人们也许还记得，两年前，一个来自宁夏偏僻小山村的农民工王斌余就是因多次讨薪受辱，一怒之下连杀了4人。他从17岁开始到城里打工，直到愤而杀人，之间一直都在遭受欺侮。在被判处死刑后，他平静的说过这样一番话：

           “我的愿望很简单，让我父亲、爷爷、奶奶过得好一点，他们苦了一辈子。我希望周围的人都要有一颗善良的心，不要瞧不起我们农民工。我希望人和人之间都很友好，都能够互帮互助。我希望社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我们农民工。”

                如今，王斌余走了，袁幸福还要面临艰难的未来。在他的家乡，父母不在了，他还有一个住在危房里，正在念书的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