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格案的沉冤昭雪让媒体开始了新一轮新闻战。这场“战斗”的火热程度，可以从各大网站、平媒的头版阵地一窥究竟。在各路媒体记者热情细致的爬梳，紧张焦灼的挖掘下，人们或可多方面获得关于此案起因、经过和再审的诸多细节，更深入的了解冤案逐渐鉄铸而又日趋溶解的全过程，但面对“无罪判决”，今天媒体的激昂出击，远不如在冤案沉埋的十八年间，给予一声呐喊、一声断喝来得有力，哪怕是在集体失声的时候，能有一家媒体站出来，以“豆腐块儿”大小的篇幅进行呼吁或质疑，都会成为今天看来振聋发聩的怒吼，让人刮目相看，然而，遍观那时的媒体，毫无作为，一片哑然。

          人们都说，新闻记者是时代的嘹望者，是社会的调查员。作为媒体，尽管不能派记者参与公安侦查，也不能介入司法审判，但对社会弊端、公权力的滥用、以及民众的呼声、吁求，则拥有调查、监督的权利。国内国外，很多政界黑幕，经济丑闻，冤情冤案，无一不是经过新闻媒体的深入调查和艰辛取证后，大白于天下的。如美国的水门事件，英国的“窃听”门，国内的“三鹿”事件，等等，如没有新闻记者的介入和独立调查，由实力团体操控的不法行为不知还会隐匿多少年。拿呼格案而言，最初的媒体报道恐怕只是口线上的“例行宣传”，即公安部门破获了某某案，为宣传而请出当地媒体进行的集中报道。我无意认为这种形式有何不妥，但实际上，以公安部门招徕的方式进行案件报道，无形中会让新闻记者放弃旁观者的冷静和报道的独立，毕竟，不是所有的案件在初破时都能盖棺论定，毕竟作为履行侦查权力的公安警方，也不过是司法审判的“头道关”，在法院终审判决没有生效之前，警方可能拿住了真凶，也有可能错抓了人、遗漏了要犯——正因为这种辩证关系，国家才会拿出钱来，为真正的错案当事人进行国家赔偿。在呼格一案中，我不想说直至今天看来，当年的案件报道就显露着疑点，我只想说，当媒体报道呼应了警方的立场，用报道坐实了公众舆论，呼格案便成为了很难再被揭起的双面胶，因为长久以来，还没有那一家媒体，会就已经刊发的案件报道，再自寻烦恼的找疑点，思疑难，倾听案件家属的呼声，谁都不愿自己搬石头，再往自己脚上砸，何况砸的还不止是自己呢。

          在呼格案发生后的近十年间，相信呼格吉勒图的父母曾四处奔走，并求助于各地公检法司和各类媒体；而在2005年之后，当呼格案的真凶出现，呼格吉勒图的父母再次以9年时间上访呼吁，也一定找寻、求告过各类媒体，可是，两个阶段的时空中，除了为人父母的哀嚎、哭告、求助，哪里有任何声音？哪曾有媒体有勇气站出来，通过记者的独立不倚的调查，发出声音、公开报道？没有。没有的原因除了媒体不愿，新闻记者也不会这么干。因为大多数记者早已忘记了独立调查为何物。

            也许，有人会说，新闻记者也是属于媒体的，记者当然该听媒体的话。这个我承认，记者要养家糊口需要报社或电视台发工资，记者进行采访也需要所在单位许可和下达任务，但在信息时代，记者不是一个拨一下才动的陀螺，而是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善于质疑并善于行动的社会的人。他可以本着有利于社会稳定、问题解决以及富于建设性与前瞻性的考虑，把民众的呼声以及各方诉求以多种渠道传递出去，而不是像一个流水线上的车间工人，有活儿干，没活儿歇着；不让干的不想，不出活儿的不做。可事实上，随着各路媒体一起向产业化迈进，别说独立调查，就是采访，也在开始跟上利益的脚步了。

          不管怎么说，现在呼格吉勒图终于可以瞑目了。从1996年到2014年，从人头落地到冤案昭雪，十八年的无语缄默，足以书写此间媒体的尴尬和不堪了。(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