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商南考生朱宏印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华中理工大学。然而，一个月后，他却选择了放弃。

        放弃的原因很简单，考虑到他考取的财务管理专业就业面太窄，家人希望他再复读一年。“毕竟，大学生找工作不比以前了。”父亲李发胜说。

        如今，他已来到西安一所著名中学复读。在这里，为了能在明年考取更好的学校和专业，他只有继续刻苦读书。而相比之下，父母家人则要付出的更多艰辛。

                    两娃上学累的一家人喘不过气     

         农历八月上旬，商南县党马乡索峪河村朱家屋场。空气干燥而闷热。

         树荫下，朱月娥和老母亲正低头择着刚从地里背回的花生。花生蔓还是青的，每一用劲，老人鬓边的白发便会剧烈的颤抖。慢慢的，汗水顺着额头不住地淌了下来。而坐在一旁的朱月娥，也弯下了腰，气喘吁吁。

黄昏来临，择出的花生已有很大的一堆。经晾晒后，除少部分用来榨油吃，大部分都卖掉交了学费。

         不过，近年来地越来越少，以前光每年收的700多斤花生，就能挣1000多元。而现在只有三四百斤，收入减去了一大半。

         按说每年朱家每年还能得到近千元的退耕还林补偿款，可由于前些年欠的农业税太多，等现在补偿款拿到手里，基本已被村上扣去很多。

          村上说，当年为完成任务，只好贷款替村民垫上，如今有钱了，当然要扣掉。

          因为家贫，李发胜早年从商南湘河入赘到了朱家。由于还要养活朱月娥患精神病的弟弟，他们在有了朱宏政、朱宏权兄弟俩后，又生下了老三。由于人多地少，又乏挣钱的门路，自1993年兄弟俩上初中起，沉重的教育支出，就压得李发胜一家几乎喘不过气来。  

          当时，两个孩子念初中每年要2000元学费。上了高中，一下子就翻到四五千元。为了增加收入，朱月娥勉强养了头猪。靠卖猪，还能有四百多元的收入。那些年里，李发胜家经常吃的饭是糊汤就酸菜（糊汤即玉米粥，酸菜则是盐腌的白菜）。由于县城中学的伙食较贵，为了省钱，同时也为了能让孩子吃饱，已经60多岁的陈桂华就干脆租住在了县中附近，为孙子做饭、洗衣服。

          由于没有手艺，李发胜农闲的时候只能打打短工，虽然活儿不常有，但一年也还能挣上500多元。

          1995年，看到周围村子运沙的多起来，他也贷款买了一辆拖拉机到20里外的丹江去拉沙。尽管除去油钱、运沙管理费，每天所挣不多，但还是开辟了一条财路。随着孩子渐渐长大，一家人住在老屋太过窄小，第二年李发胜夫妇开始在距老屋600米处的索峪河畔，建造新居。因为没钱买砖，他们就用车运回山上的石头，然后用整整3年时间，一点一点靠夹板“夹”起了一栋3层小楼。但房子快好了，却再也没钱收拾。

这栋小楼他们全家最终还是没能住进去。

           说到新房，穿着一件脊背露出很多破洞的短袖的朱月娥显得异常伤感。她说，盖房子花去了很多心血，几乎就查最后的收拾了，如果有一点点办法，他们说什么都是不会卖的。

          可是，他们在1999年两个孩子上大学、小儿子上初中时没有卖，却在孩子大学毕业时把房卖掉了。

 

                   万般无奈之际只好卖掉房子

               1999年对李发胜家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老大、老二一同考上了大学；小儿子朱宏印开始上初中；而辛苦建起得新房也就剩最后的“工程”了。似乎，新的生活将要从此开始。

               当然，最令全家欣喜若狂的还是兄弟俩考上大学。尤其是朱宏权，作为商南县的理科状元，考上的还是全国名牌大学——清华大学。

            可惊喜过后，李发胜夫妇就愁开了。两个孩子光大学学费就要一万元多元，加上生活费，最少得一万五，那里去筹这笔钱！

            盖房的三年，正是两个孩子念高中三年。光两个孩子学费、生活费，每年就近4000元。为了一边供养孩子读书，一边筹划新房，起早贪黑拼命拉沙的李发胜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没有钱，只好找邻居借，亲戚凑，可眼看就要报到了，捏着借来的三千元钱，理发胜欲哭无泪。无奈之下，他和妻子商量卖掉新房。可亲友知道后立即劝止住他们。没办法，他只好决定拿着这些钱去试一试。所幸到校后，清华大学根据朱宏权的实际情况，免掉了他的4年学费，而且，他还以贫困生的名义，通过教育贷款为大哥贷了6000元。

              虽然是解了燃眉之急，但两个孩子的生活费还没着落。由于朱宏政考取的大学贫困生太多，一时办不了助学贷款，而朱宏印又要念初中，万般无奈之际李发胜卖掉了拖拉机，又从信用社借了些款，渡过了难关。

              好不容易撑到了2003年，朱宏政、朱宏权顺利完成了本科学业。按说疲惫不堪的李发胜一家人似乎可以放松一下了，可实际上却不然。

              朱宏政在山东就业后，月薪只有千元左右，而且还要经常加班，每月自己花都很紧张，根本无力给家里寄钱；

             朱宏权则因成绩优异，当年没有毕业，而是选择了硕博连读。每月千元工资。在消费水平较高的京城，既要自己花还要替哥哥还教育贷款，异常艰难。

             “本来，孩子都也不准备念博士了，但成绩特别好，又考虑到硕士以后太多，念博士以后就业会好一些，所以家里都希望他继续念。”说话的时候，才52岁就已谢顶的李发胜低下了头。在他的脖颈处，几道因过度暴晒留下的红斑异常醒目。

              因劳累过度，这一年的秋天朱月娥出现了胸闷，为省钱，就在村上的诊所买了点药吃，不想药过期中了毒，幸亏及时赶到县上治疗，才未出现意外。但住了两天医院，她就又挣扎着回来了。直到今天，还留下了胸闷气短的病根。

               这一年小儿子念高一，学费、教材费，补课费，卷子费，生活费，等等，还得要家里拿出2000多元。无奈之下，李发胜只得再去借钱，到了第二年春天，实在撑不下了，以38000元的价格将一直没能入住的楼房卖掉了。

 

                        30元材料费引出伤心事

                时至今日，李发胜家中还有3万多元的借款和贷款没还。

               如今，一家人挤在经历了数十年风雨的老屋里，还要再为还债和帮助朱宏印完成复读付出更大辛劳。而比起李家，能够在急需要钱的时候卖掉房子，并不是谁都能有条件做到的。

              在商南，全县今年有4万学生，其中85%的学生都是贫困生。在赵川、白鲁础，在十里坪、白玉，在很多地方，还有更为贫困的学生。

             日前，在党马乡黑漆河村老房沟组，记者便遇到了这样的一幕。

               半山坡上，天色已经黯淡，一个瘦小单薄女孩正在场院里低头绣着什么。女孩身穿着浅蓝色的土布衣服，脚上是一双布鞋，看去只有10岁左右。她讲自己叫余亚琳，在方家湾小学念3年级。晚饭后，父母上山砍柴，留她在家看门。

              从洞开的房门望去，黑洞洞的土屋里除了一张床，几条板凳，几乎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最初的问答中，余亚琳似乎还流露出遇到生人的好奇，言语间充满稚气。但当问到她的学习时，她的嘴角突然绷得紧紧的，说上个月问父亲要30元的辅导材料费到现在都没有——说着，她竟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我问爸要，爸说没有，他说没挣到钱……”

               余亚琳不停的拭着满脸泪水说，1年级时还收学费，到二年级就全免了。可今年不知为什么，老师忽然要他们买学习用书，于是她就向父亲要，父亲却一直说没有钱。一月前，父亲去青山乡打沙子，辛苦干了6天，才挣到了100元。但就在这6天里，一粒尖锐的石子迸进了他的眼睛。

           “老板说没钱做手术，现在石子还在眼睛里！疼的我爸每天晚上都睡不着，早上早早就起来了”余亚琳撕心裂肺的哭声令人震撼。邻居一位大婶说，为了补贴家用，前些天孩子的母亲教会她刺绣，虽然绣花还不行，但可以做最简单的“插底”，也就是在画好的图案外，修一些颜色单一的背景。

              而一副不到一米长的绣品，母亲绣一个花能挣10元，绣“插底”一面只能挣5元。做好一副“插底”得花上一个月的时间。

              据了解，商南农村妇女中有三分之一都在搞刺绣。但由于工价较低，所挣的钱也只能补贴家用。

               对特别贫困的家庭，县教育局办公室主任米中元说，每年局里都会号召员工为贫苦生捐款，少则50元，多则100。

               可这些钱对庞大的贫困家庭来说，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党马乡郭家村村民陈国忠说，一般而言，农村孩子上学10年，正是父母25岁——40岁之间，这十多年，家庭负担重，家长最为艰辛。

               紧挨着索峪河村的黑漆河村，一共有13个组，1400多人。村民人均不足1400元。而其生活的主要支出，主要是学生入学，至于看病、盖房子，都放在其次。村主任刘新阳介绍，村民小病很少去医院看，能撑过去最好，撑不过去，再看。

              “虽然对于贫困生国家已经实施了“两免一补”，村民负担减轻了一些，但问题是补的少——因为贫困生补助市上有指标、分到县上也有指标，如全村21个在校学生，今年免学杂费的只有19个，但补的指标只有4个。”

                党马初级中学共有650名学生，这学期有440人免了课本费，而享受生活补助的仅有140人。

                校长王敦华说，根据上面分得名额，最多的村有30个补助指标，最少的10多个。这些学生由村上报名到学校，学校先研究，然后由班主任审核，一部分去家访核实——但实际情况不可能每个家庭都去核实。

根据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目前全县学生中免杂费的37278人，免课本费1664人。有3819名贫困生补了生活费，补生活费的贫困生还占不到总数10%。

                正是因为贫困，山区的父母们无一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一朝“走出大山”。冷水村民刘成荣说，孩子的教育支出是一笔持续的、很大的支出，可以说只要念到大学，几乎没有谁家不贷款的。但即便如此艰难，还是有近七成的村民把上大学看作了唯一出路。

                       陪读为了实现“大学梦”

              为了孩子念书，家长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而在奔向大学的路上，更多的家长把重心都转移到了孩子身上。

                自朱宏政、朱宏权兄弟俩上初中起，李发胜就在家做了分工。他和妻子务农、打工挣钱，母亲去到县城为孩子做饭。现已78岁的陈桂华回忆说，当时陪孙子在县城，房租最初还是30元，后来就涨到了50元，尽管心疼，可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了。那些日子里，陈桂华一面督促孩子勤奋努力，一面想办法让孩子吃饱、吃好，不为生活琐事发愁。

               那时候，陈桂华一般都是下午才去农贸市场，捡些包包菜叶，或者跟急着回家的菜贩杀价。总之，带回来的菜经常很便宜。加上粮食是从家里带来的，每顿饭下来，至少要比在学校便宜很多，而且能吃饱。

陈桂华老人说，给小孙子一个人做饭还不累，就是99年以前，一个人要给两个孩子做饭，孩子饭量大，颇费了不少心思。不过，弟兄三人都很懂事，尤其是老二朱宏权，心软的很，每次她去提水，都要抢着帮忙。吃饭的时候也是看哥哥、奶奶够吃了，才放心大胆的吃。

                 如今，只有40户的朱家屋场，已有6户随着孩子进县城念书，而租住到了城里。在索峪河村，仅一个组，就有30多户“陪读”。甚至有的孩子即使是在党马乡上念初中，家长也会想办法从较远的山里租到学校附近住。

             今年43岁的方武连原本住在党马乡黑漆河村老房沟组。随着两个孩子一前一后都进了乡上的初中。他干脆和妻子花30元租住到了乡上。他说这样又省钱，又能管上娃。期冀以后孩子考上大学的那一天。

               “去年学校一个馍要两毛五，今年就涨到了五毛到七毛。”方武连说，两个孩子，一个孩子一月就要吃60元，可钱给了，还吃不饱。他分析涨价的原因，是因为食堂被承包了，所以要在饭里加价。

             为了在“陪读”期间不误挣钱，今年5月，方武连贷款一万四千元买了辆机动三轮车。每天早上4点30分起来，来到丹江河拉沙。一车沙3吨，要铲上2个小时。8点多回来吃顿饭。

            “一天要跑上4趟，8个小时在河里，三伏天的时候，沙子烫得人跳，站久了脚上能起一圈泡。”方武连说，尽管这样，忍着疼还得继续干。一直要到晚上10点，经常摸黑回来的时候，妻儿都睡了。”

尽管这么辛苦，每车沙子刨去水保费、油钱、一车也就挣12元到15元。

              9月18日中午，方武连从外面拉沙子回来，蓬乱的头发上沾满尘土，一双露着脚指头的烂运动鞋，已看不出真实的颜色。他拖着疲惫步子来到门口，只见穿着校服的儿子背着书包在院子里转悠，他问孩子吃的什么，孩子回了声炒米就不再做声。

              光线昏暗的厨房里还有半锅炒米饭，米饭是盐炒过的白米饭，没有菜。就着热水，饥肠辘辘的方武连大口大口的把米饭往嘴里扒拉。

             过了一会儿，儿子靠着门便还没走，方武连问怎么回事。妻子刘双琴说，还不是要钱嘛。方武连皱着眉说，前天不是刚给了吗。但见儿子撅着嘴，方武连还是让妻子从兜里摸出10块钱给了儿子。

  和方武连一样，很多“陪读”的家长都拼命挣钱。虽然很多来自贫困山区的家长除了做庄稼，身无长物。但他们有力气，在各个乡镇、在县城，做小工，搞建筑，比比皆是。为了孩子所作的付出，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知道。 

              “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生存压力日益加大，社会对个人价值的评价标准单一和物化，使得人们拼命寻找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的途径，如目前社会在对人才的选拔中，仍是唯文凭论。” 高新一中高级语文教师刘续认为，无论从那方面看，通过读书来改变命运，对于广大普通百姓来说，又是最公平，最具操作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

              “尤其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仍留在中国百姓的骨子里。只要有一丝可能，就会选择读书这个方向。甚至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去读书。”刘续说。

  

                      供出大学生并未改变什么

 

             尽管“考大学”是为孩子今后能有更好的出路，但不能说，没有家长自身的希冀。当含辛茹苦的将孩子送出大山，父母们也希望着伴随孩子的脚步，能改变家庭的困窘现状。  然而，事实上这种希望，却随着目前大学生择业的越来越困难，变得十分渺茫。

            朱发胜说，老大在山东干了一阵后嫌工资低，就又到广东应聘，不想半路生病，未能如愿。在西安看病的半年里，家里又为他花去了数千元。后来病好了，他联系到珠海一家企业，但月资也仅有3000元。如今除了自用和治疗，以及还上学期间的助学贷款，每月也只能寄几百元回家。而这些钱，除一部分寄给在西安补习的朱宏印，剩下的主要还是用于还债。

             至于老二，还要到后年才能读完博士，到时候究竟怎么样，李发胜说还不能指望。不过，“毕竟是学核工程的，国家应该包分配。”

            而在赵川，赵山家的情况跟李发胜的情形有些相似。近10年来，赵山兄妹三人相继从商南较为偏僻的赵川镇“走出了大山”。而至今，兄妹三人都不能给家里帮上什么忙。

            “小时候2、3年级就要去中心小学去上。那时上学要背粮，背面、背玉米榛。都是父亲去背，家里吃得就很紧张，可总是尽我们吃饱”回忆过去，赵山感慨那时求学的艰苦。

             1987年商南县城到赵川镇修公路，从镇上到县上要90公里，早上出发，到湘河休息一晚，第二天再走。当时商南一中100小麦折78斤粮，背不动，只好让父亲送。到了冬天，大雪封山，父亲还要坐车先到白玉，然后趟雪翻山，晚上再老百姓家歇一夜才过来。。

            “家里兄妹三个，为了念书，外债就欠了2万多元，最后家里把能卖钱的树也全砍了卖了”赵山说，虽然兄妹们都从大山里考了出来，但依然没有能力改善父母的生活，以往欠得债，也是父母慢慢还完的。因为工作至今不是工资低、要结婚，就是买房，根本没有能力给家庭带来根本的改变。如果说改变了，也只能是他们摆脱了山区的贫困环境。

            而近年来，随着大学生择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贫困山区的家长也感到了压力的增大。以前，只要考上大学，即使再差，也还包分配，有口饭吃，可如今，学校是不是一流、专业是不是吃香，无形中增加了他们对未来选择的难度。

             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今年考上华东理工大学“财务管理”专业的朱宏印选择了放弃。而在他所在补习班上，同他情形相仿的贫困山区补习生还有很多。在很多家长看来，凭着当年的好成绩，完全可以在努力一下上一个名牌大学、上一个好专业，也只有这样，未来的出路也才会更有保障。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赵淑珍认为，导致大学生工作压力大的根源，固然与近年来学校扩招，大学生供需失衡有关，但跟大学生自身的素质、能力也有关系。很多大学生由于从小学、中学以来，学校一直都是以升学率为标杆，重知识性教育轻素质教育，学生也以接受知识性教育为主。因此，从广义上说，很多大学生“先天不足”。

 

                            还能有更多选择吗？

              在党马乡，相比一些家长热心于将孩子送入大学校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却选择了去煤矿挖煤。在村里穿行，一些贴着粉色瓷砖，装点着花的图案的小楼，往往就是村民在煤矿上挣了钱，回家盖的。对此，村干部也证实，近年来出外打工的年轻人，除少部分去了南方，大都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去了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煤矿。

             “去矿上有吃有住，一个月少的两三千元，多的五六千元，比起上学，划算多了”一位刚从矿上回家的小伙说。

            但在去煤矿打工人数呈上升趋势的情况下。同时不幸的消息也接踵而来。据悉，这些年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村民在矿上出事。如前些天，该乡碾盘村冷水组的3名村民就在在山西某煤矿住地因塌方死亡。

             针对去煤矿打工的选择，村民这样认为，固然没有考上大学，但一般念完初中、高中，家里都已负债。而去南方打工，工资又不高，一时摆脱不了家庭困境，因此就会选择风险大、艰苦，但却挣钱多的煤矿。

王敦华从教30多年，他认为去煤矿打工现象的普遍，实际上正好反映出目前农村教育支出与村民收入不相匹配的问题。而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源，是与多年来基础教育投入低分不开的。

            “党马乡一共8个村，一年却只有100多万的财政收入。对教育没办法扶持，但多多少少也会给一些，但这也主要体现在教师节、儿童节等一些节日上。” 商南县党马乡政府负责统计工作的王君告诉记者，目前农村家庭供孩子念书不容易，县城的职工同样很吃力。

              “商南县尽管是国家贫困县，物价水平却出奇的高。所以，双职工家庭供一个孩子都很吃力，如果，父母有一人工资低，就只有省吃省穿，攒钱念书。尤其上了高中，怎么说也得一两万元。”王君说。

田军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妻子在城里有一间小商店，自己还开着“蹦蹦”，年收入至少在万元以上，可他的两个孩子今年上高三，所有花费要在一万元左右，为此，他和妻子也很是发愁。

              难道除了念大学，就没有其他的选择吗？我们的教育之路，为什么就如此坎坷？为了供孩子读书，走出大山，贫困山区的父母们无论从那种角度看，都付出的代价太大，太为艰辛了。(潘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