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用“巴纳姆效应”，寻找医患沟通的共情点

文/靳小倡

共情能力是一种吸收、解释、回应故事和其他人类困境的能力,重视培养关注细节、关注情感的能力。这种能力有助于临床医生在医疗活动中提升对患者的共情能力、职业精神、亲和力(信任关系)和自我行为的反思。共情是理解陌生他者的关键方式,倡导感知和回应患者的痛苦,可以说非常准确地针对循证医学下医患关系的痛点。

我们在抨击医生只见人的病,不见病的人的冷漠时,更应觉察其行为背后的理性规则——主客二分。在主客二分的原则下,医生是主体,患者是客体,是认识和研究的对象。由此，在诊疗中,医生是行为的发出者,患者是接受者,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主体间性消解了,不信任应然而生。

其实，在人与人交往的过程中，人们愿意信任的总是那些能够理解自己的人。如果医生对患者能够多一些倾听，多一些理解，特别是在基于专业基础上单向的关于疾病知识告知外，再多一点情感的互动，让患者感受到对他的理解，患者还是极愿意配合的。这就要求医生在将患者作为查体数据的来源，超越多元,寻求言说的简洁性、语言的明晰性和词语的单义性外，还要学会一些叙事技巧，学会运用符合患者期待的语言来还原其感受。一旦对患者疾病的感受性描述与患者的心里期待相一致，患者就会感觉到对他的理解。当然，这样的一致性来源于扎实的医学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但即便最优秀的医生，在面对千差万别的患者各自的具体病症时,要真切地还原每个人的感受性，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因此，日常诊疗过程中，医生对患者进行感受性还原描述时不要太细化，学会用通俗的语言笼统地去交流，往往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一位名叫肖曼•巴纳姆的著名杂技师在评价自己的表演时说，他之所以很受欢迎，是因为节目中包含了每个人都喜欢的成分，所以他使得“每一分钟都有人上当受骗”。人们常常认为一种笼统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十分准确地揭示了自己的特点，心理学上将这种倾向称为“ 巴纳姆效应”。

有位心理学家给一群人做完明尼苏打多相人格检查表（MMPI）后，拿出两份结果让参加者判断哪一份是自己的。事实上，一份是参加者自己的结果，另一份是多数人的回答平均起来的结果。参加者竟然认为后者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特征。这就说明，人们更愿意相信一些笼统性的、一般性的人格描述。

我们在与患者沟通时，如果能够充分运用“ 巴纳姆效应”，就会让患者感受到自己是被理解的，为医患沟通找到一个“共情点”。比如，我们用下面一段话去跟一位心梗患者沟通：“你是不是有一种胸口被石头挤压的感觉？你是不是特别恐惧，感觉自己快要死了似的？是不是上不来气？没事的，你躺着别乱动，一会儿吸上氧会舒服很多。你不用担心治疗，那是医生的事儿，你要做的就是放松心情，好好配合治疗。”虽然以上描述其实是套在谁头上都合适的语言，但这样的描述往往被患者认为是最符合自己感受的，比我们用实事求是的准确语言来描述感受更能够赢得他们的信任。

共情在对象的性质、主客间的关系、发生的心理过程等方面都具有紧密的关联性,由共情所触发的道德情感也是促成道德回应的重要动力。在共情中,医生对患者心理世界的理解必须超越患者的表达动作对其表达行为进行理解。医生通过知觉把握表达动作,认知理解帮助医生对患者的情感状态进行分析判断、辨识和命名,并对其观点进行采择,从而理解患者表达行为产生的原因及其意义。（13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