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五月三十日，是我的好友莫妮五十周岁的生日。在德国，给亲朋好友寄张生日贺卡，是一种非常流行且历史悠久的礼节，即便已进入了无孔不入的网络时代。但对于她，仅寄张贺卡，还不足以表达我对她的感激和祝福之情，因为，她已超越了我所定义的普通意义上的朋友，她是我此生最亲密的国际友人，改变了我后半生命运的贵人。我决定，除了寄张贺卡，还为她写点儿什么。

我俩是八九年夏天相识的，那时的她，还是一个正在做博士论文的学生。怀着对中国的无限向往，她来到了我的家乡，参加一项诺曼基金会组织的课题，成为我一位男同学的同事。正在苦学汉语的她，很想找一个对话伙伴；我呢，刚被单位派遣到外贸公司，急待提高英语水平。于是，老同学牵线搭桥，我们一拍即合，开始了一对一的互助互动式学习。每周两个晚上，我到她下榻的宾馆跟她聊天，她用汉语，我纠正她的发音或理顺她说的句子；我说英语，她帮我找找毛病。我俩很快成了朋友。

我特别喜欢她，不仅仅是她那流利而标准的英语，彬彬有礼的教养，及聪明好学的钻劲儿，还有她那回头率超高的外表。她是个纯血的日耳曼人，一米八十的苗条大个，蓝色的眼仁深嵌在非常白嫩的脸庞上，嘴边总是挂着迷人的微笑，好像一幅复活了的蒙娜丽莎，令人百看不厌，我的一位女同学给她起了个富有诗意的雅号——白鹭。我俩熟识以后，她时常骑着自行车到我家来玩儿，跟我学包饺子，做中国菜，我的女儿总爱依偎着她。

那几年，她每年一次中国，每次都呆上几个月，我们一直互有往来。即使她身在德国，也经常跟我用英语通信，虽然她能比较流利地用汉语对话了，但书写汉字还不行。除了工作，她还酷爱旅游和作画。她走过中国的许多地方，有时独来独往，有时随同事或她的男友。记得是九四年的秋季，我又盼来了她的来信，她悲观地写道：我可能再没机会去中国了，因为我们的项目因政治原因被中国政府取消了……哦？我怅然无语。九五年末她结婚了，并寄给我好几张婚礼照，哇啊，太漂亮了，她穿的竟是中国的白色旗袍，可见她对中国的热爱程度，绝非一般！

我以为再也见不着她了，可从未料到，不仅后会有期，她还为我拉线做媒。

那是九九年初，正在非洲闯荡的我，收到了她的回信。跟她无话不谈的我，敞开了自己的心扉：这里的天气太热了，生意也不好做，我很想去德国看看……我知道，德国签证很难，能留在德国更难，如果能嫁个德国人就好了……可万没想到，这位很了解我的家庭和工作背景以及离婚状况的她，竟然悄悄地为我准备了一套可行方案，一边帮我找份私人工作，一边为我介绍可靠的男士，以便同时解决婚姻与居留问题。

不久，她寄给我一打交友信件，我惊喜交加：莫妮，太好了！你真的好实在哦！我选中了一位大学教授，开始与他＂鸿雁传书＂。后来，我与此人相约在阿姆斯特丹，又一起飞往中国，但因多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

世纪末尾，我终于单身一人飞到了德国。莫妮把我接到她的新家，一个带有花园的三层联体房，并把我安排在一间宽敞的客房里。第一次到德国，就住在德国人家里，现在回想起来，肯定做了好多不得体的事儿。可当时的我，如同住在亲戚家里一样，虽然有点儿拘束，但也算随意，因为她有个很懂中国的老公，还有两个特别招人喜爱的男孩儿。小的刚会爬，大的会说话了。那个大孩子总叫我的名字，我觉得怪怪的，后来听到莫妮的侄女一口一个＂莫妮＂叫着时，我心里就平衡了，并开始留意德国的风土人情。

她为我引见了一位耋耄之年的老妇，是她原来的对面邻居。莫妮搬入新家后，一直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位孤寡善良的老人，如果我能照顾她，是再好不过的事了，一来有住处和不错的收入，二来可以学习德语，结交朋友等等。很遗憾，我和老人没缘，没几天，老太太就不得不住院治疗去了。我还是托莫妮的福，很快找到了一位曾经在国内就认识的在读博士，此人又把他的朋友介绍给我，随后我又认识了几位留学生。这还不算，莫妮又为我介绍了另外一位离异男士，更幸运的是，我还找到了一家生意伙伴，为再次踏入德国做好了厚实的铺垫。而这一切，应验了那句老话：在家有父母，出外靠朋友。

最让我感动的是第二次来德，从北京直飞法兰克福机场。当我拉着行李走出大门时，莫妮一手领着大儿子，一手拎着个车篮（篮子里装着她的小儿子）向我奔来，我兴奋地与她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上车那会儿，孩子很安静，可开了不一会儿，小儿子哭了起来。我让她停车，她说不行啊，这是高速公路，孩子的哭声越来越大，还传染了大儿子，此起彼伏的，让我特别揪心难过，而莫妮非常镇静，还是正常行驶，一直开到休息区才安顿一下孩子。从波恩到法兰克福，大约二百公里的路程。为了我，她带着两个幼儿提前赶到机场，又把我原路接回家去，每当想到那一幕，我就觉得对不起她，为什么不再转一次，到科隆机场或乘火车去波恩呢？！她是说过，哪个机场都可以，我开车接你，可我只图自己的一时方便，却没有考虑她带着两个孩子出远门的难处。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为我的自私行为而后悔！

还有一件事对不住她，是因为第二个德国男人。那人是个富翁，可我对他滋生不出一点儿爱慕之情，又不想仅为了居留而利用他。因此，当我第三次到德国的时候，我让莫妮替我保密，谁知那人常向莫妮打听我的去向，弄得莫妮很是为难。正统的德国人可不像我们，都会说善意的谎言，有时还编得天衣无缝。当我终于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德国男友时，莫妮很高兴，还寄来了结婚礼物。零四年夏天，她从休假途中特意绕到我家做客几个小时。我有这么一位善解人意、助人为乐的德国女友，真不知哪辈子修来的福缘！谁说德国人固执、自私、排外，我就会想起她，慢慢地发现，像她这样的德国人还真不少呢。

去年圣诞节期间，搭朋友的车，我特意到波恩与她见了一面。快五十岁了，已有二儿一女的莫妮，体型依如二十年前，苗条匀称。更让人佩服的是，她并没有因为有了孩子而停止工作，尽管她的工作与她所学的专业关系不大，但她一直坚持上半天班直至今日。更耐人寻味的是，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老公则是基督新教徒，每到礼拜天，她带着孩子去她的教堂，老公则去另一座教堂，且俩人的感情一直和谐如初。这些年来，她老公多次因公务飞往中国，而莫妮却因孩子和工作的拖累，没能随行一次。

这次见面，莫妮还试图用汉语和我交谈，不过，比起二十多年前可差多了，语言这东西不用则退，一点儿也不假。她表示，现在孩子大了，还会去中国看看的。好哇，我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希望有一天，你我能一路同行！


本文作于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