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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国际知识产权日。本报深度回顾了1年前发生的网络作家诉演员石天琦和新世界出版社抄袭案件。此案于今年3月宣判，被告被判立即“停止出版、发行带有涉案侵权内容，署名为石天琦的《水风空落眼前花》一书”。该公司和石天琦须在指定报刊刊登道歉声明。但最终赔偿金额是诉讼成本的1/3。

在网络上发布作品，却被抄袭者拿走出版，这样的事情现在似乎非常普遍。据西城法院4月的统计，该院在去年受理涉网络著作权案件515件，占知识产权案件总数的68.4%；今年第一季度的相应占比上升至84.6%。

这个时候，就应该想想，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网络作家起诉石天琦和新世界出版社一案中，可以看到个中缘由。比如作家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抄袭，往往已经事发多日，维权成本过高，取证很难，甚至难以证明最初发表作品的“网名”就是自己所有，即便胜诉，最后获取的赔偿也很少，“得不偿失”。

这就造成了恶性循环——原创者只能吃哑巴亏，忍气吞声，放弃维权。而侵权者则从此尝到甜头，于是肆无忌惮，以“分享”、“借鉴”、“不谋而合”作为自己的挡箭牌，有的侵权者被法院判决败诉，但依旧抑制不住地能大红大紫、名利双收。

对于这种现象，有业内人士称应该寻找专业人士进行委托维权，这样至少能少走弯路，也能节约作家的精力。但这并不能解决侵权者所付代价过低的问题。最终解决问题的方法，还得是法律条文的完善。

按说，我国最近几十年对著作权问题十分重视，有许多针对著作权的法律法规，如《著作权法》、《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著作权实施条例》、《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以及对《著作权法》的多次司法解释等等，甚至《刑法》中都有“侵犯知识产权罪”条款。

看上去，著作权应该已经置于法律法规的保护之下了。然而，这些法律法规中，对于抄袭（法律表述为“剽窃”）却很难找到明确的、针对抄袭者的罚则。只是规定侵权人要对权利人的损失进行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要按侵权人违法所得予以赔偿，如果两者都难以确定，则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

对于个体的作家维权者来说，个人损失当然难以计算，而现在图书出版并不要求注明印数，违法所得也难搞清楚。至于侵权细节，一项一项掰扯，恐怕还会旷日持久，甚至连侵权的认定，都需要付出大量的精力与劳动。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著作权的侵权行为一旦被认定，侵权者不但面临巨额的罚款，还可能有牢狱之灾，侵权成本极其高昂。可见，在这个方面，我国的法律法规，差距依旧不小。

所以，要能有效地维护知识产权，不要让原创者“流汗又流泪”，就必须在许多方面有所改进。例如，可以像业内人士建议的那样，建立专门的法律援助机构，让权利人能够更有效率地维权；可以建立专业的司法鉴定机构，来鉴定作品是否剽窃，并作为呈堂证供。

最重要的，还是从根本上重视知识产权，尊重原创者的劳动，对相关的法律进行修订增补，参照国外的法律，加重罚则，让剽窃者望而生畏，放弃剽窃的打算。这是保护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根本。这虽然不能完全杜绝侵权，但肯定能有效地抑制侵权行为。由于现在互联网发展迅速，抄袭的念头越来越容易实施，对侵权者加重惩罚，也变得日趋急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