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王永、袁岳、王振耀之后，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声称发现了红会安插在社会监督委员会的第四名“自己人”，他就是北京红十字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周筱赟质疑：蓝天救援队是北京市红会主管的社团，可蓝天救援队队长张勇竟成了号称独立监督红会的社监委委员，基本的回避原则都不懂吗？据《北京青年报》

上个月下旬，红会社监委刚刚声称要重新调查郭美美事件的时候，本报就曾经从其组建方式、委员遴选程序、日常经费保障等角度分析说红会社监委并不独立，担不起监督调查之重任——从“出身”上讲，社监委一经产生就已经被红会打上了“自己人”的烙印，从经济关系上讲，它就更是一个依赖于红会的非独立机构。事到如今，媒体又深入挖出了社监委部分委员与红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则进一步证明了社监委成立之初就涉嫌“虚假宣传”。

为了防范问题的出现，因而成立一个内部组织来自查自纠，这当然可以有、也应该有。但您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应该戏弄媒体和公众，把一个自律机构宣传成了所谓“独立的第三方”。本来，社监委的出炉是为了安慰那一颗颗被“郭美美”伤害的慈善之心，但是当千丝万缕的嫌疑被挖掘出来，“安慰剂”瞬间变成一把盐，撒在了那本就不易愈合的伤口上。慈善的基石在于公信，每当伤害公信的事件出现一次，红会乃至整个慈善事业凤凰涅槃的难度就会呈现几何级数的倍增。

前天的《法制日报》发表文章说“风雨中的社监委呼唤慈善常识”：“慈善首先是社会的产物，离开了社会这一基础，就像离开了大地的希腊之神安泰一样注定会软弱无力，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中国的慈善之根不是扎在社会中，而是扎在政府里，政府搞慈善的结果是救济与慈善不分。”

的确，从此事的细节来说，社监委当中存在红会的“卧底”可以说是有人“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从大处着眼，红会异化为官办组织，本该制定规则、监督规则执行的政府部门直接去搞慈善，同样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仅仅会让“运动员”不能专业地、专心地“运动”，也会让“裁判员”不能认真负责地履行职责，结果就可能会导致本该表现出专业水准的运动员也出现问题，甚至呈现“南橘北枳”的局面，这可以说是官办慈善这个“硬币”的另一面——近日，作为民办慈善代表的壹基金似乎也陷入危机，或许与此不无关系。

如果把视野进一步扩大，“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则不仅仅出现在慈善事业当中，而是普遍存在于社会的诸多领域。当“裁判员”大包大揽、一心多用，那么规则的制定、执行、监管就很难做到专业、严谨。此外，当很多本不该扎根政府的事务和政府的关系难解难分，官场的诸多弊端就会“扩散”，例如难以去行政化的高校和学术圈就早已受到了这样的“传染”……

我们早就出台了《红十字会法》，而《慈善事业法》却迟迟难以出台，这似乎也在说明着概念的混淆和困境的成因。只有裁判员们回归裁判的本分，认认真真地“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运动员在有效的监管之下发展“专业素养”，我们才能分别对这两大群体重建信心。

本报评论员 庞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