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形容今天这个“地球村”一般的世界，再没有哪个词比“部落化”更准确的了。有意思的是，这两个概念都是思想家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发明的。

麦克卢汉是媒介理论的大师，他认为媒介对人的影响远大于内容，并坚信是前者而非后者约束着人们的思维、行为以及组织方式，故而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媒介即人的延伸”。照他的逻辑，没有广播，就没有希特勒。没有电视，就没有肯尼迪。这种意见看似极端，却不无道理。事实上假如有人说，没有推特和脸书，就没有川普，我想逻辑也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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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重点。麦克卢汉的深刻之处在于，他以媒介类型变化为标准，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形态进行了分期。早期的人类以听觉为基础，借助口头媒介进行交流，是为部落化时期；随着文字的发明和印刷术的进步，人类进入以视觉为基础的媒介时代，交流扩大，社会扩展，是为非部落化时期；当广播、电视和网络出现，我们就进入了一个需要调动全部注意力予以应和的电力媒介时代。在这样的世界里，信息流通无远弗届，地球宛如村庄，个人与社会的信念与利益趋向一致，麦克卢汉说，是为重新部落化时期。

不过，深刻的麦克卢汉对重新部落化的描述显然错了。地球村不是任何一个村庄的同义词，现在的部落化也不是过去的简单重复。如果说以前的部落社会受限于口头媒介，那么现在重新部落化的原由有几重。媒介固然重要，人类心智本身也是一大约束。当我们用一颗颗石器时代已经装配好的大脑去应对“电力媒介时代”，最省事最节能的法子就是聚焦关注的范围，强化自身的信念，以“信息茧房”（information cocoons）的形式组成观点相似、态度激进、高度自信、不容异己的极端群体——这才是重新部落化的真相。

从这个角度看，现实世界里小众之间的对立、国家之间的对立、联盟与联盟之间的对立，都可以看作重新部落化的过程或后果。要认清这一真相，不妨读一读心理学家约书亚·格林（Joshua Greene）的著作《道德部落》。格林认为，在群体的层面上，存在着一种古老而朴素的利己主义思想，即“部落主义”。 它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人们不仅区分“我们”和“他们”，更会优先考虑“我们”而非“他们”。听听川普宣扬的“美国优先”论，很耳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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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落主义不单是群体形成的心理基础，也是群体间相互敌视难以合作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内部高度一致的群体，它们行事偏激，更容易引发冲突。《道德部落》里有不少这方面的例子，其中一个是历史学家费斯切尔（D.H.Fischer）提供的。他发现美国南方的民众“一直有力地支持每一场美国对外战争，至于开战原因和交战对象并不重要”。即便民主共和两党轮流执政，政治倾向发生巨大转变，南方民众支持战争的立场也从未改变，完全超越了党派的界限。他们反对罗斯福新政，但支持罗斯福在二战中的所有军事举措。同样他们反对过约翰逊、卡特和奥巴马的国内政策，然而一旦涉及到对外用兵，他们都十分积极，哪怕这些战争的目的多半自相矛盾。费斯切尔把这种奇怪的现象归因于一种特有的混杂着“南方的尊严观与道德观”的思维模式。不过说到底，还是部落主义在起作用：当高度强调尊严的“我们”受到“他们”的冒犯或侮辱，坚决反击是惟一正确的。

心理学家丹·卡汉（Dan Kahan）在研究美国民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态度时也有类似的发现。传统观念认为，那些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人通常教育水平不高，而相信全球气候变化将带来巨大风险的人则具有更高的科学素养，擅长批判性思维。但是卡汉的研究表明，这样的看法不对。教育水平、科学素养和反思能力都不是重点，关键在于文化观念。卡汉是这么表述的：“普通民众相信或怀疑有争议问题的科学信息主要取决于这些信息是增强了还是削弱了他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人不相信全球气候变暖的比例远高于民主党人的原因——前者的教育水平和科学素养未必很低，但他们比后者更像忠诚的部落主义者。川普和马斯克（Elon Musk）同是毕业于沃顿商学院的商界精英，一个反对巴黎协定，一个强烈支持，为什么？因为川普比马斯克更需要赢得部落主义者的心。

正如面临危险的巴黎协定所昭示的，不少悲剧皆因部落化而起。全球性的灾难不会因为“我们”拒绝承认就不会落在自己头上。更要命的是，“我们”的拒绝还会加重“他们”的负担，最后大家一起倒霉。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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