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原创 石连坤 汉字书法之美 

《道德经》是中国文化中的哲学经典，亦为历代书家所喜爱，传写不倦。其中赵孟頫所书的《道德经》以其精湛的书法技艺在诸家堪称翘楚。

赵孟頫自写小像

赵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别署水晶宫道人、鸥波。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益号文敏。赵孟頫幼时父亲即已离世，母亲曾鼓励他道：“汝幼孤，不能自强于学问，终无以觊成人。”赵孟頫由是发奋励学，弱冠之际，文章、书法便声名远播。赵孟頫二十五岁时南宋灭亡，但身为“吴兴八俊”之一的他则声誉日隆，为元世祖搜访遗逸的程钜夫数度访顾，举荐他入朝为官。赵孟頫受到元代五位皇帝的器重，以当时地位最为卑下的“南人”而官至一品，四海钦服，在元代可谓绝无仅有。

赵孟頫的书法以遒逸温雅著称，且众体皆能，为当时书坛之执牛耳者，书风影响广泛深远。其在书法上提倡“复古”，重视笔法，以晋唐为宗，倾力深求，提出“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盖结字因时相传，用笔千古不易”的名言。在实践上，赵孟頫未尝有一刻松懈，据其门人回忆：“公初学书时，智永《千文》临习背写，尽五百纸，《兰亭序》亦然。”后来并有可“日书万字”之称，足见其用力之勤，精熟之致为他人所不及。

赵孟頫书法蕴藉沉稳，端严秀丽，腕底风流令人钦仰。元人胡汲仲曾谓：“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举无此书。”元末卢熊云：“本朝赵魏公识趣高远，跨越古人，根柢锺王，而出入晋唐，不为近代习尚所窘束，海内书法为之一变。”清钱泳说：“松雪书用笔圆转，直接二王，施之翰牍，无出其右。”

此本《道德经》书于元延祐三年（一三一六），赵孟頫时年六十三岁，乃晚年力作。笔法劲健圆润，峭拔清健，笔势灵动潇洒，可见映带生发之妙。方折处棱角分明，圆转时婉通流利。结体研媚舒展而法度严谨，通篇无一懈笔，前人称“所谓亲见仙人吹玉笛也”，为赵孟頫小楷的代表作品。

此帖为顾信摹勒，吴世昌镌刻，章钰旧藏，乃元代拓本，极为珍贵，今在国家图书馆。是帖为黄棉纸浓墨擦拓，首题“太上玄元道德经”，落款“延右三年岁在丙辰三月廿四五日为进之高士书于松雪斋”楷书两行，旁有“孟頫”二字，下钤“赵氏子昂”印，尾刻“善夫顾信摩勒上石，姑苏吴世昌镌，延祐戊午十一月也”两行楷书小字。此帖传世六百余年，毫发无损，可谓善拓珍本，除充分体现了赵孟頫的书法艺术，还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

赵孟頫的小楷以精熟著称，史载其能日书万字而神气不衰。赵氏所书《道德经》典雅温润，用笔严谨而不失灵动，结体平和而富有变化，深得小楷三昧。传王羲之《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意在笔先，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平齐，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此论可作为我们临习时的重要指导。为方便读者，后文所举参考字例皆取自第一页，因书法之理万变不离其宗，望学习者在临摹时能够窥斑知豹，举一反三。

赵孟頫书《道德经》用笔遒逸，结体深稳，故在临习之前应先仔细读帖，揣摩其点画的精审与字形的微妙之处，做到“意在笔先”，不然则容易失之呆板。

此作用笔富有节奏，轻重相间，快慢相宜，“留不常迟，遣不恒疾”，灵动飘逸而沉着清健。起收处无一笔懈怠，皆神气完足，精神焕发，点画之间映带生发，笔势贯穿流畅。若非胸有成竹即妄自落笔，则难以表现其精熟温雅的韵致。

而于结构，单字四面停匀，沉静优雅，相同字又有变化区别。如首页有数个“之”字，起收笔的方圆和点画的俯仰变化都十分明显，尤其是捺笔的写法，或曲或直，或藏或露，处理得十分精到。通篇重复出现的字，在用笔和点画上能做到 “和而不同，违而不犯”尤为重要，惟此才能使作品更加耐人寻味。

又如首页中还有数个“名”字，首笔或长或短，或单作一笔，或与下笔相连，长撇有收有放，字形或纵或横，都表现了赵孟頫深厚的书法功力，临习时需加以关注、体会。

在字与字之间的关系上，此作绝无“状如算子”之弊。字形大小、轻重交错相应。在大小上，有的对比明显，有的则渐变相映。如正文五行“知美”二字，“知”字较小，“美”字很大，相对成趣。六行“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形”数字则由小到大，又由大到小，过度自然。

于轻重亦是如此，如首行“之始”二字一轻一重，对比显而易见。三行“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前两字最轻，中三字渐重，后四字最重，呈逐渐变化之势。此外，临习时还应注意其字形欹侧纵横的变化，如五行“斯恶”，“斯”字重心向右下倾斜，“恶”字则向左下倾斜，互相配合。二行“有欲以”，“有”字为纵势，“欲”字呈方形，“以”字作横式，错落有致。

临习时不可因强调变化而割裂字与字之间的联系，也不可忽略因形布势的原则，应注重字与字之间的呼应生发，做到神采一致，行气贯通，应随字形特征自然安排其大小轻重、欹侧纵横，不可故作夸张，务使通篇章法和谐统一。

另，赵孟頫所书《道德经》墨迹尚留存于世，且有刊行，可以将二者互作对照，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其书法的精妙。且历代以来，对墨迹与刻本的探讨一直不绝于耳，此本《道德经》为我们研究“写与刻”的关系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石连坤（中国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