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孟庆星 汉字书法之美

在初唐书家褚遂良（五九六—六五八）流传于世的诸多楷书碑帖中，无论在承传的路数、结字，还是用笔等方面，《伊阙佛龛碑》都是一个很独特的楷书经典。

要想识得《伊阙佛龛碑》的真面目，需要先探究一下褚遂良书法的师承路数。关于这个问题，古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张怀瓘《书断》云：“少则服膺虞监，长则祖述右军……亦尝师授史陵。”元郑杓《衍极》云：“褚遂良亲师欧阳”。归纳来看，褚遂良书法师承主要有四个来源：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史陵。

如果我们将褚遂良师承路径与其所处的隋朝、初唐书法发展现实结合起来，我们就会对《伊阙佛龛碑》在作者书法风格演变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

褚遂良虽然号称唐朝书家，但他二十三岁之前却是在隋朝度过的。公元五百八十九年，隋灭南朝的陈，实现了国家政治上的统一，但文化上却远未达到融合而处于混杂状态。从书法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分裂，造成了南北书法之间巨大的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一直延续到隋至唐朝的贞观前期。清朝叶昌炽所谓的“至隋则浑一区宇，天下同文，并无南北之限”的结论看来是过分夸大了。

这也就是说，从隋到唐朝的贞观前期，南北朝不同的书法脉络在呈现融合趋势的同时，在某种程度和领域来说，又存在着遵循原有的逻辑往前发展的态势。其中北朝以来具有复古特征的篆隶楷杂糅的铭石书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表现在具体的一个书家身上，同样呈现出隋朝、初唐贞观前期既融合又混合的书法发展态势。

故刘咸炘在其《弄翰馀渖》中说：“南北经学，至隋唐而混合，书法亦然。混合之中，自有其偏重。”如作为褚遂良父辈的欧阳询贞观五年（六三一）所书的《房彦谦碑》就属于篆隶楷杂糅的铭石书法，而第二年即贞观六年（六三二）所书著名的《九成宫醴泉铭》则又别属于融北方铭石书法“拓而大之”的二王晋楷一路的作品。

褚遂良生于这个时代，其书法的取向不能不受时风的影响。其书于贞观十五年（六四一）的《伊阙佛龛碑》就属于前述初唐复古式的铭石书法发展脉络中的一件代表性作品，如该碑中多次出现的“山”和“乎”分别保留了很强的篆书和隶书特征。

在这方面，褚遂良该碑刻的师承路径受欧阳询等书家的影响应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一类型在初唐延续到很晚，如比《伊阙佛龛碑》晚二十多年的欧阳通《道因法师碑》也属于这一路数的作品。

在褚遂良一生所书的传世楷书经典碑帖中，《孟法师碑》、《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雁塔圣教序》最为著名，其中，前二者属于楷隶杂糅的复古类型，后二者则属于融南北书法的融合类型。

从书法接受史的角度来说，唐朝以后，随着帖学系统的形成，《雁塔圣教序》成为标准的“唐样”而被放大接受，褚遂良也被定格为这个系统中的重要作家，而《伊阙佛龛碑》则逐渐被忽略。直到清朝乾嘉以还兴起的碑学理论和实践，人们才对《伊阙佛龛碑》中的北碑元素和特质重新解读。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将褚遂良定为北派书法的代表之一。康有为认为“《伊阙佛龛》出于《吊比干文》、《齐武平五年造像》，皆八分之遗法。”但这种解读又因为过分夸大其北碑特质和复古倾向而形成削足适履的现象。

《伊阙佛龛碑》虽然号称“碑”，但由于其造像记的实用功能，使得它具有了浓郁的摩崖书法的特质。其偏复古的隶楷杂糅的铭石书法与其周边的自然环境和诸多北碑造像记显得非常协调。

虽然《伊阙佛龛碑》具有隶书特征，但在用笔上，却不像欧阳询的《房彦谦碑》那样将横画写成隶书的“燕尾”状，而是北碑一般的写法。在起笔和收笔部分，峻起峻收。直画行笔部分以锋摄墨，中锋铺毫往前步步推进，而不作大幅度的提按和上下、左右遥摆，从而呈现出包世臣所谓的“丰而不怯”的“中实之妙”的效果：“分书之骏发满足，以毫平铺于纸上也”；“用笔之法，见于画之两端，而古人雄厚咨肆令人断不可企及者，则在画之中截”。如该碑中的“匳”字中的三条长直画都是这么直爽爽地写出来的，其效果自然是骨力洞达。这正是隶书以及北碑所常用的用笔方法。

在用笔上强调《伊阙佛龛碑》的分隶古法特徵，并不是说它没有当时南朝二王晋韵的元素，只不过是从其所偏重的角度来说的。如该碑“结巨痛于风枝”中的“枝”字，就与虞世南南派书风非常逼肖，又如“富贵为崇高”中的“为”字，少了许多装饰矜持的成分，而多了许多跳宕书写性元素，端庄而又不乏遒丽阿娜。

在结字上，《伊阙佛龛碑》多取北齐以来铭石书“平画宽结”的方法。这种方法在单字的轮廓线上，尽量减弱笔划旁逸斜出的参差程度，与平稳的横直画一起营造了一种饱满、端庄、雍容的气质。字形偏方或扁。但这是以失去造险和趣味为代价的，因而习此碑帖者在临习该碑帖的时候要注意字内、外微妙的聚与散和齐与不齐的关系的营造。

如该帖中的“顾”字，从总的结字来看，该字吸取了隶书常用的里松外紧的套路，另一方面，左边偏旁的右轮廓线不是通常的垂直线而是斜线，下轮廓线不是平直的而是上下参差的，这就形成了对“平画宽结”单字结构“破”的效果。

虽然《伊阙佛龛碑》是一件楷书作品，但由于其与隶书杂糅的复古特征，笔划的聚散、摆布既不能全拿著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的结字方法去写，更不能用一般楷书的写法去处理，而应遵循隶法。如“结巨痛于风枝”中的“痛”字，如果是成熟唐楷以后的楷书大多写成上紧下松的结构，但在隶书那里，右下角的底部是没有这种特征的，所以褚遂良把它写成了上松下紧的结构了。

在有多根横竖线围成的图形中，一般楷书的写法採取的是黏连、断开、错连、半连等不同的方法，但隶书和北碑却实在得多，即采取自然式的封闭性连接。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多采取这种方式。如果将褚遂良的《伊阙佛龛碑》和《雁塔圣教序》中的“明”加以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当代习褚遂良书法者，多以《大字阴符经》为蓝本，起收笔之处过分夸大其连带之笔，而显得琐碎不堪，行笔又复东施效颦，摇摆弄姿，《伊阙佛龛碑》即能救其失。故杨守敬《平碑记》说：“（《伊阙佛龛碑》）盖犹沿陈隋旧革，登善晚年始力求变化耳，又知婵娟阿娜先要此境界。”

孟庆星（湖北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