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碑文中里问张五伦，咸丰六年捐银修平遥城墙，布政司经历张五伦捐银七百两，同期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翙捐银五百两。。同年重修西神庙落成典礼是县太爷万逢时亲自主持的，祭羊一只。万逢时主政平遥，很有作为，进行大规模修缮城墙，平遥城六道瓮城门匾，万逢时亲题的门匾就有四块，分别是上东门“太和”、下东门“亲翰”、北门“拱极”、下西门“凤仪”。有资料说平遥城门匾都是由刘叙题写的，这与史实和现实均不符合。知县刘叙仅题写南门“迎薰”一匾。另一块上东门“永定”匾是嘉庆三年知县姚钟英题的。据冀唐封：《平遥县修城开濠记》：“是役也，经始于咸丰元年春，告竣于六年冬。官经四任，序易六年。工料之费十二万緍有奇。”，而知县刘叙咸丰元年七月就卒于任上，修城时间仅半年光景，此次修城刘叙虽首倡但城工尚未兴，继任万逢时实主其事。咸丰六年冬，平遥城墙落成之时，万逢时因事去职。百忙之中，知县万逢时咸丰六年六月能来赵璧主持西神庙落成典礼，可见赵璧西神庙祈雨事项之隆重。 从碑文可以看出，村中旧有神庙，供奉指挥过城濮之战崤之战的先轸，五龙河神并祀于中。乡村大致情况地狭人稠，惟水是赖。道光辛卯（道光十一年）天旱于庙祈过雨，而门匾为道光二十九年，可见道光二十九年并非庙始建年代，之前就早已有之，只是说明道光二十九年曾做过一次大的修缮。“神庇人如昨，而人不能庇神，於心有大不安者集於庙而议之”，可见庙宇已是公众议事的活动场所。先轸庙多出现于宋金时期，由于宋元时期，北方战事频繁，一些作为保障安民存在的“神”的职能也逐渐放大，不仅可以保护一方安定，同时还可以保护农业生产如先轸李靖等武将，在战乱时本是以保卫一方平安为主，但随着社会逐渐走向安定，金斯时已统一山西全境。他们的职能也随着民众的需求而发生变化，在当地干旱少雨的自然环境下，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当地人们只会按照自己的现实需要去调整他们所崇拜的神的职能，因此这些历史人物也很快被功利化为“雨神”。正殿正中一间是西神爷的贴金大尊塑像，在神台正襟危坐。东一间是小一号的西神爷活动架像，红脸、头戴王冠、身着绿缎蟒袍、佩有金色玉带、脚登战靴、端坐在太师椅上，这是专为外出游雨准备的神像。民间为什么把先轸塑成红脸呢。相传晋国重耳舅父狐偃和护国大将先轸是一对要好的结拜兄弟，当完成救国大业后，玉皇大帝念他俩有功，封他们为神，让其选择吉地成仙。他俩相约至伏牛山时，先轸看好伏牛山先坐化成神，狐偃对此十分不快，说到兄弟怎么不商量而先走，一时动怒，顺手一个耳光打去，所以乡间民众为先轸塑像时是个红脸大汉。狐偃心情不悦地继续向北走，当走到狐偃时，看到此处在众山丛中，独树一帜，也感满意，决定在此坐化，但一想到先轸此举，一生战事，心事郁闷难解，随着一声唉叹，右脚跟向下一蹲，脚底随处突出一峰，此后覆瓶更是高峰耸翠，风光无限。为纪念他俩的功绩，先轸敕封为“护国显济王”，狐偃敕封为“护国德施王”。后人就在北神山[覆瓶山]上建祠立庙为狐偃护国德施王神庙，伏牛山也称西老爷山为先轸立庙专祀。狐偃为北神，先轸为西神。另外洪涝灾害也是一种危害较大的农业灾害，夏季暴雨集中，很容易造成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甚至商业交通造成毁灭性的危险。本村乾隆三十四年修桥碑“余静思本村东通西达大邑之途，路古遗雷鸣山雨水渠有数道，会天大雨，稍时山水溉渠，必阻东西往来行人之正路，陷其骡马之货驮，乘骑者恶其泥泞，挑担者阻於污涴”。雷鸣山应该指今超山，大约古人认为雷声是从山那边传过来而得名吧。东通西达大邑之途，说明古官道经过本村，西神庙附近有历史上以相传百年之久的买饭喝茶、佛道皆具的“茶坊上”也侧面证明了，古官道旁商人往来之频繁。灾害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商业往来，因此当地人们便企图通过祭祀水神来减轻灾害的发生，常见有龙王、台骀神、河神、源神等，台骀神即汾河河神之一，台骀是远古时期的英雄人物，少昊金天氏的后裔，由于他治理汾河有功，修筑堤防，治理水患，使人们免受水灾之苦并对沿河农业进行了灌溉，所以也被称为汾水神，赵璧所处的惠济河（古中都河）是平遥古城的母亲河，而惠济河也是汾河的支流，自然河神也就是台骀。另一说河神是汉相陈平，其生日为六月二十四。这也有可能，赵璧始建于西汉，祭祀名相陈平也有一定道理。岁月流逝，河神是谁也不必去细究了。当地百姓六月二十四有祭河神的风俗，蒸面花“河圈圈”，祭祀河神,保佑一年风调雨顺。西神庙之五龙与附近的沁源渊源颇深,据清代雍正《沁源县志》记载：沁源元朝就建起了最大的“五龙庙”。旧志上说：“五龙庙在县南关，元至正年建，明永乐年修，成化年间重修。”在修庙碑中也有记载：“沁之龙王庙建自前明，神之福斯土也久矣！”沁源县祭祀五龙王成为风俗.由于地缘上接近,彼此商业往来频繁,信仰也彼此相似。赵璧古人开放包容、兼容并蓄，接纳吸收周边县区民俗信仰，不断进行文化融合，逐渐形成适应本村发展的地方特色信仰。加之赵璧家好客厚道，从不排外，外来做买卖的商人，也极愿意和村人打交道，正是赵璧家这种开放开明、尚德尚进的心襟，使得西神庙逐渐成为东南塬极有影响力少有的道教大庙，附近村落乡民也纷纷来此烧香祷告，扩大了村落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极强的开放性、包容性、抗压性以及很好的学习成长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而这些品质正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源泉。西神庙东窑为娘娘殿,“送子娘娘”在人们传统意识中是用于求平安求子的,但是却被用来祈雨祭祀，可以看出村里生存条件之不利，旱灾对人们所造成的威胁之大远远超过预期。东窑还陈列着武执事，即古代作战使用的各种兵器，解放后改建学校时不知去向，据说串连的学生，把里面的古件扔得四散，以后村里来了收古董的北京人，当年拣了旧兵器的人家一下子盖起了联排新窑洞。东窑两角陈列着迎神赛会时用的帷与亭，这在咸丰六年《重修西神庙碑记》有载：“爰修砖窑於东三洞两角，以为赛神社人之居”。东窑解放后曾作过大队的粮仓。西窑为财神殿，他不是福禄财神，而是为先轸老爷管总务的神。今之财神殿所供文财神比干武财神赵公明关羽。西神爷祈雨很灵验，但在文革中破坏了。据村中老人讲，村内凝祥堡一“革命干将”甚至将西神爷搬下来的头当夜壶用，结果当晚便下体肿胀，苦不堪言，月余始得全愈，正所谓神灵不可亵渎。庙内今所存神像皆为2009年重塑，但视之古制面目全非，主神错塑毕月乌，主神不存，庙将焉在？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同然也！故本文神像描述宜略则简，图文也作选择性吸收。　                                            　　　

 除了旱灾和水灾以外，还有蝗灾和霜冻灾害也是对农业生产造成重大影响的自然灾害。县城八蜡庙专为治蝗而设，乡村则建虸蚄庙专祀，西神庙的虸蚄爷原为子夏庙所祀，乾隆五十八年《重修先贤子夏庙记》：“陶邑之东南乡赵璧村旧立其祠，尊神居。而城隍、五道、源神、虸蚄诸神皆与享之典至居也”。据《晋乘蒐略》嘉靖八年，山西旱蝗，大饥，杨爵请弭灾变以安黎庶疏略云：“山西等处地方，当禾苗成熟之日，蝗蝻盛生，弥空蔽日，积於地者厚至三四寸，食禾殆尽，居民往往率妇子望禾苗痛哭，收割以为草刍之用。其他蝗蝻稍少之地，禾苗食未尽者，尚望秋成。乃未及成熟，严霜大降，一时尽皆枯槁。民所资以为食者，皆其先时捕晒之蝗蝻与木叶木皮等物，去年经行过此，见民之形色憔悴，死於道路者尚未多有，今春复经此地，饿死尽骸，积於道路。行者往往割死者之肉，即道旁烹食之，又闻有父子相食者，令人目不忍视，食不下咽”。可见蝗灾之害十分可怕，古代因蝗灾饥荒死者比比皆是，甚至出现人吃人现象。明朝崇祯末年，河南和山东发生千年不遇的饥荒和蝗灾，可以吃的东西都已经吃完，唯一剩下的可以吃的就只有人，于是便有了公开的人肉市场，其贩卖的乃是活生生的人，称之曰菜人。只需要花点钱，即可买到一个菜人，带回家像畜牲一样宰杀后合法的食用。灾难面前人性的丑陋被无底限的刷新。春秋时期，齐国贤相管仲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很有道理。翻过人类历史上最黑暗一页，也有人们对蝗灾抗争史。古人的除虫意识起源很早，《诗经》中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历代各地所建的八蜡庙（八蜡指八种与农业有关的神祇，其第八神即为虫神）也是明证。《礼记》郑玄注记载：“蜡有八者，先一也，司二也，农三也，邮表缀四也，猫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昆虫八也。”里面所称八蜡即为八种神：一为先啬，即神农；二为司啬，即后稷；三为农，即古之田畯；四为邮表畷，邮为田间庐舍，表为田间道路，畷是田土疆界相连缀；五为猫虎；六为坊，即堤防；七为水庸，即水沟；八为昆虫，即蝗螟之属，祭之以免虫害。明代，八蜡信仰属于全国性质的神灵膜拜。在清乾隆十年（1745年）时，禁止八蜡祭祀，转祭刘猛将军，八蜡信仰受到一定的冲击，但是并没有立即消失，转而以虸蚄爷供奉形式存在， 附近遮胡福建寺立有光绪年间的虸蚄爷 神位。                                                                                      

　　水，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都是极为重要而活跃的因素。早在四五千年前新石器时代，古赵璧先民，就在大堡附近穴居，符合古人类“择高而居，沿水而居”的生存理念，“择高”是因为要躲避水患，“沿水“是因为取水方便。在赵璧大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水波纹灰陶片，反映了古人类对水崇拜之至，代表了早期人类亲近水源的自然归属感，这种理念已进入日常生活。明末清初甚至因村中缺水，时人根据《荀子-劝学》“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不枯”，将土字壁加一横改为玉字璧，为山寨之沟崖形制注入新的历史内涵，遂称“赵璧”。周边村落东泉、西泉、源祠，似乎村落皆因水而起、因水而生。附近南胡村也因缺水，清道光举人张居寿加水旁，遂称“南湖”。可见水之贵水之缺关乎村落之兴衰。当地新娘出嫁时当天要准备“不落地水”（旧俗新娘出嫁当日用来抿头发的水，水从井里打出来，抬回家的路上水桶底不能落地，取水置于双耳罐挂墙上，方便用水，取吉于婚后日子蒸蒸日上、幸福美满），即使现在没井是自来水了，双耳罐也难觅了，仍然要用红色塑料小桶取水挂墙备用，风俗沿袭至今。康熙四十五年《重修平遥县志》“水崩沙浅，生理鲜薄，民生其间，终岁勤劳”，平遥境内沟壑纵横，重峦叠嶂，使得人稠地薄，在土地贫瘠，生产力水平受到制约的情形下，既使一年辛勤劳作，生活也相当艰苦和被动。农业收成的好坏全凭“天时”，因此许多农谚表达该地人民对旱灾的恐惧，“不怕涝，单怕旱”，“不怕大水淹，就怕旱得宽”，“不容天灾多大，就怕老天不下（雨）”。一旦发生旱灾，在无法保障生存要求时，只能向天求助进行祈雨，而祈雨对象就是雨神。山西记载较早的祈雨，《史记·赵世家》：“晋大旱，卜之曰‘霍太山为祟’。使赵夙召霍君于齐，复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晋献公时晋国大旱，召霍君祭祀霍太山，祈雨作法，立降大雨。所谓祈雨，又称求雨、祷雨，是人们以象征性的仪式、方法试图影响降雨数量、时间及空间的一种努力，祈雨也是人们为了满足生产和生活需要而进行的一种祈祷活动。中国作为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丰收与否直接关乎百姓的存亡和政权的稳固。发生旱灾时，又无有效的方法应对，州县政府会通过祈祷求雨，或去列入国家祀典的城隍坛祈祷，或去名山大川，或是在民众的要求下去民众认为灵验的地方祈祷，官方主导祈雨，实际上最重要的是稳定社会和树立官方权威，达到对地方社会的有效控制。主体为官方、民众及地方乡绅，官方祈雨会谕令百姓在祭祀或祈祷前停止杀生，在城隍社稷坛前举行祈祷仪式。民众求雨习俗是人类与自然、社会多重关系形成的民俗事像，是人类对于自身生存发展的一种文化选择。在祈雨过程中，官方通过与地方民众有互动关系的士绅增加祈雨的威信，地方士绅通过官方加强其地方社会地位。在共同的困难面前，人们会结成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祈雨组织，这个组织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得到降雨。这个组织中有主管的“社首“，有业务主管“保水的”，有业务主管助手“领水的”，有祈雨的具体实施者“善愚”（以自残方式祈求龙王降雨的人），有出马仪式中的“祈雨乐队”，“仪仗队”以及“叫雨者”，这些人员在整个祈雨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旱情初发或较轻时，人们一般只使用早祷或唱雨戏模式。人民群众创造各种方式祷告祈雨，如焚香祷告、吊蝼蛄祈雨、光屁股小子淘水口等。天遇大旱，各个村落也会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村落集合体，以诸“社”为单位共同举行唱雨戏仪式，因为范围扩大，距离较远的村民会因路途遥远可能看不到雨戏，但他们仍会心甘情愿交出戏钱，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神为之动容，降得雨水以解除旱情。古人朴素的公益意识很是难得，如道光二十二年赵璧重修卜夫子庙，附近梁村、源祠、林泉、遮胡、黎基、东泉、圪塔、南湖、小胡、西泉北截等村均出资，道光六年赵璧重修去西泉的往西车路，遮胡、南湖、戈山等村出资。明清时有一种古老的戏剧形式---赛戏，赛戏属于祭祀戏剧范畴。重修西神庙碑中就记载了东窑是赛神社人所居，它的演岀是与祭祀龙王等神灵密切相关的，通常伴奏只有鼓、锣等打击乐而无弦乐，并采用吟诵的方式。在祈雨活动中进行表演，必演的剧目就是《斩旱魅》，旱魅是中国古代神话中干旱的始作俑者。而在拜水的过程中，信众还要进行诵念“祈雨谣”：“敬上一炉香哇，跪倒在拜水场，善愚隔们（方言隔们我的意思）丧天良，作事理不当，隔们犯天神律啊，才遭在旱天长，隔们求西神爷呀，念民是群氓，自附重刑，跪倒香，求西神爷西房房（方言西房huo可怜的意思）隔们哇，阿弥陀佛，西神爷呀！敬上二炉香哇，西神爷早开恩哇，西房旱民遭苦罪哇，身负重刑来赎祸殃，西神爷早开恩哇，难民苦求神水来哇，快往神瓶里边装哇，普救众生，洒细雨啊，阿弥陀佛啊，供上三炉香哇，隔们肩肩上燃黄香哇，小刀刺骨疼煞啦，跪拜西神晒毒太阳啊，跪倒三天两夜长啊，阿弥陀佛，西神爷呀！”。干旱持续，人们会把小一号的西神爷五龙河神，抬着绕村一周，表示代表了全村人虔诚的心，然后抬上子夏庙城隍爷前曝晒，直到下雨才抬回来。随着旱情的扩大和加剧，民众祈雨活动的虔诚度也在加深，在诸如早祷、唱雨戏、晒神灵都于事无补的情况下，人们认为只有以“恶祈”的方式能打动神灵，普降甘雨，“恶祈”就是用小刀扎、用铁钉刺胳膊、扛铡刀等自我折磨祈求神灵降雨，这样的残酷的方式，多半是由贫困潦倒的穷人充任。通常由村里人共同岀资重赏招聘一两个人恶祈，对于恶祈者不仅可以得到一定酬金，还可以在祈雨后免掉当年所有苛捐杂税，对于辛苦劳作一年交租之后仍可能会食不果腹的农民来说，这一点很具有吸引力。这些人用小刀或铁丝刺入臂部，任凭鲜血流淌，据说这样才能得到神灵的怜悯，降雨以救民。倘若还不灵验，无奈之余，人们就会抬神游雨，去大山有泉水的地方祈祷取回圣水，希望通过对神灵真身的祈祷，得到久违的雨水。赵璧附近几个村是去沁县伏牛山先轸庙。也是平遥四大外出求雨方式之一，祈雨之地大都是邻近的大山深处、泉水出处，往往因各地山水有异所祈之神也有所区别。在平遥大地，虽然祈雨的过程和仪式大同小异，但所祈之地、之神亦有不同，北乡祈雨在交城山，所祈之神为狐爷（春秋晋国大夫，晋文公重耳外祖父狐突）；东乡祈雨在麓台山，所祈之神为润济侯（“王凌，允之子。仕魏为太尉，封南乡侯。忠于魏室而死，乡人为之立庙麓台山，岁时祀焉。祷雨辄应。”后以祷雨封润济侯）；西南乡祈雨在灵空山，所祈之神为先师爷（传为唐代太子李侃）。东南乡祈雨在伏牛山，所祈之神为西神爷先轸。“游雨”路线为“赵璧一黄西沟一孟山一张家庄一走马岭一牛寺一漳源镇一伏牛山先轸庙”。无论超山应润庙、沁源灵空山圣寿寺、沁县伏牛山先轸庙，都属于太岳山脉，都是沿霍太山那个方向，祈雨是霍太山祀祭在后世的延伸。祈雨文化就在于它的民间性和活态存在，抬神是祈雨仪式里最大的特色，抬的椅子坐着庙里的主神，征得神灵同意，村中会选出几个品行、家庭都好的四致人作雨师进山求雨，他们赤身裸脚，一走六七天，每天只吃素食，如带窝头、炒[Sao]面（一种玉陶黍即玉米烘焙磨成的面）之类，路上有人家讨点水或遇上山泉喝一点。一路上雨师唱着祈雨调，领着众人抬着神灵不知疲倦的巡游。当大自然被人们以一利信念感化时，它就有了生动的烟火气息，这种信念变成各种仪式，或者演化成不同的符号，进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当中，比如祭祀，比如秧歌，进而形成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到了目的地后，这些求雨者必须跪在尖利的石渣上或者长满荆棘的草丛中，心中无杂念，口中念咒语，以此感动神灵。由于取水的村社很多，龙泉池的水需要排队很久才能取到。取水者小心奕奕地把水接入瓶中。将泉水取回村中，供奉于村里的西神庙三日，三日后用柳条蘸水洒庙里外，接着田地里洒一些，表示甘霖已洒向人间。今天看来这样的操作近似荒唐，但古人那份敬畏自然虔诚的心仍然是我们人类今天所要恪守的底线。   

　　　　　　　　　　　　　　　　　　　　　　　　　　　　　　　　　　　　　　西神庙东边的麻（马）沟，此地离居民区还是比较远的。但在沟壑断崖可见一段垃圾堆积层，煤渣土色灰褐，夹杂有明清陶瓷片。可见在明清时村里已有垃圾集中投放点。由煤渣可见，明清时期煤炭成为村中居民日常供暖与做饭的生活必需品。笔者于麻沟捡到一双耳罐，高13公分，口径10公分，器型完整，施釉不到底，看圈足是明代的。这种盛液体或食品的陶制容器，一直是中国古代饮食活动中最常用的盛贮器,老百姓称之为“送饭快快”（快快当地方言对罐罐的称谓）。作为随葬品，所以人们相当忌讳而弃之荒野。虽然是普品，但对于研究村中明代饮食文化有一定研究价值。在沟中笔者还发现一块器型很大的板瓦，有常见的三倍大，板瓦在宋代《营造法式》一书中写作酝瓦，早期西周时代的板瓦尺度相对来说较大，一般规定长56厘米，宽28厘米。而到了清代，板瓦逐渐缩小到长约20厘米，宽约18厘米。从发现板瓦尺寸之大，可见赵璧村历史之悠久。沟的横断面中间夹杂着一层卵石，几千年前这里曾有洪水泛滥，远古这里属晋阳湖，即文献所记载的“昭馀祁薮”。左传：“晋居深山，尧时水聚於山谷而不下泄”。水经注：“昔禹治洪水，山陵当水者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过”。当地有大禹治水“打开灵石口，空出晋阳湖”的说法。沟内河谷山腰中，常见有沉积的卵石沙层，为常年受湖水冲刷而致，大片黄土垣地是几千年前湖水消退过程中沉积所留，其间黄土沟壑是湖水消退河水冲刷所致。沿麻沟直下廉沟分布着一种红粘土，被地质学家称为“第四纪红土”，当地人称为“红胶土”或“红粘土”。早在新石器时代古赵璧人便用此土制陶，明清时烧制琉璃瓦，白云寺后便有烧琉璃瓦窑的遗址，近代又用此土烧制瓦瓮花盆，据传捏瓦瓮技艺来自介休瓦瓮村。沟中有一米多厚的红胶泥土，是制作瓦瓮花盆的上等原料，视为当地一绝。瓦瓮花盆的制作过程大体有取泥——焖泥——踩泥——造型——凉坯——装窑——烧窑——出窑——加工——上色十道工序。瓦瓮盛面，不易起虫，防鼠咬嚼。过去有些村人就依靠卖瓦瓮而讨生计，但伴随时代的变迁，瓦瓮不仅市场上早已绝迹，就连百姓家中也难觅踪影，如有也遗弃一旁无人问津。赵璧瓦瓮制作技艺是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传承断代的尴尬境地。或转型泥塑一类,使这一古老技艺得以继续传承,合理利用当地所特有的红胶泥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