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大结局

                                                                                            东瑞

  以前读有关书被卖到旧书摊或按斤称重让废纸站收购的文字，总是有一股悲情袭上心头。有的文友因为看到某些书的最后命运「沦落」至此，也不忍心，打消了结集出书的念头。但想到了另一面，我就慢慢改变了这类心态。

  其实书的遭遇和命运与人在世上的存活一样。人类，暂时不可能有长生不老药，所有人来到世间潇洒走一回，就算可以了；书的命运，说来也和飘零的落叶一样，枯叶躺在泥地上，最后化为泥土和肥料，成为幼树成长的养分。图书因为各种原因，被卖到废纸站，再被运到造纸厂，再造成纸浆造新纸，提供给新的纸质图书印上黑色文字或各种色泽图案，做出最后的贡献。

  我的书多达145种，疫情期间累计了四五本，如果都印，就至少有150种。海内外文友多，我送出的书也不少。有朋友告诉我在某旧书店看到我的书，还有湖北的博友老师在地摊买到我的《夜香港》，还在网络博客写评论哩。最高兴的是香港公共图书馆的香港文学馆一度还收集我的签名本；绝大部分香港中小学、大学图书馆都收藏我的书，这样已经足够。旧书店、地摊出现我书的踪迹，也是好事，书主必然已经看过，家里小，没地方存放，又不愿当草纸抹屁股，到天堂报到时又无法带去，于是让出，给更多人看，应该感激他才对。我绝非阿Q。尤其是如今社会进入电子时代，网络发达，大大影响了纸质的出版。

当然，网络的阅读只是打击纸质阅读，而不可能替代和消灭纸质图书。远在九十年代网络还未盛行、文字还没有电子化的时候，那时也正是创业的好时机。一版图书一印就是2000本，非常惊人，更厉害的是，那时纸质图书是阅读的唯一选择，好的名家大合集，受到青睐和捧场，很快就售罄，印个九版十一版。我的儿童文学集《然我们再对坐一次》《校园侦破事件簿》《一百分的秘密》都销过三版七版。刘以鬯先生的长篇名著《对倒》在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的刺激下，曾经成为书店文学畅销书榜榜首，一个月销清一版。

大部分书，我的，别个作者的，就没有那么好的遭遇了。它们都默默无闻，一版一两千本只销很少。出版事业难搞就难在这里，受欢迎的只是沧海一粟，很少很少，你能够有两餐温饱，而不至于撑个半年就破产，可以躲在角落里抹泪偷笑了。

网络化犹如汹涌大海席卷一切而来的时候，有些人难免惊慌失措或悲观失望。其实也大可不必。有次香港浸会大学一个学生组织举办讲座，邀请一个当红网络作家和以纸质书写为主的我探讨网络文学和纸质文学的前途，她们为了支持东瑞，从深圳买了一批我的小小说集请我签名，真令我感动啊。

像我和瑞芬主持的出版社，30年的历史，货仓储存的旧图书少说也有三四十万册，大部分书以前印刷太多，不像现在只印个两三百本；三十年来一动不动的旧书蒙了厚厚的灰尘，占据了大量空间。历经岁月的腐蚀，有的发黄、掉页、潮湿了，有的残缺了、发霉了，无法不处理。有的好的、适合的，捐献出去给学校和需要的人。香港空间太有限，大部分人的住宅只住人，无法住书。再说不合适的残书霉书废书送厂切纸再造，对书主和书来说都是一种贡献，这类举措是一种值得提倡的环保行为。如果害怕图书最终的大结局是送纸厂而不敢出书，岂不是与人们害怕最终的大结局是被火葬而不敢生孩子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