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之一百一十一：
《成见》
赵忠心
据网络报道，一位来自台湾的青年学生，在北京大学博士毕业后，回到台湾，被一些台湾人讥笑，说“上北京大学还要考试？不是花钱就可以入校吗？”
提出这样的问题，不是无知，就是成见。
看到这则消息，我想起了十九年前去台湾进行学术交流的情形。
1997年，时任嘉义大学校长的黄富顺先生到大陆来参加一个成人教育学术研讨会。那个时候，台湾的家庭教育学术研究属于成人教育研究范畴。他见到与之一同出席研讨会的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当时的领导说：
“我们想跟大陆的学者开展家庭教育学术交流。关于大陆的情况，我们不是很了解。我们只知道北京师范大学有个叫赵忠心的教授，对家庭教育的研究很有建树，他的学术著作已经传到台湾。拜托您替我们找到这位赵教授，请他组团到台湾。”
1998年暑期，在中央教科所的支持下，我应邀组团，率领大陆的一个家庭教育代表团赴台湾进行家庭教育学术交流。
那是我第一次去台湾。
去台湾之前，我就听说一些台湾学者，认为大陆的学者，不会做学问，只会搞政治运动，写大字报，写不出学术论文和学术著作。
我听了，感到很愤懑。
我率领的家庭教育代表团成员，来自祖国各地的高校和科研单位。那个时候，海峡两岸还没有直通，必须要绕香港，在香港乘机去台北。
我要求代表团成员先在深圳罗湖桥附近的一家宾馆集中，然后通过罗湖桥赴港。
临出发前，在宾馆里，我召开了出去之前的最后一次动员会。在会上我鼓励代表团成员们说：
“在台湾，是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大陆的学者，不会做学问，只会搞政治运动写大字报。这是由于海峡两岸长时间相互隔绝，一些人对大陆学术界的情况不是很了解，或者说是误解，或者说就是一种成见。
“不管是什么情绪吧，我们不要在意。要心平气和，不要有抵触情绪。我们到了台湾，要有自信，不要自卑，言行举止要做到不卑不亢，彬彬有礼，表现出我们大陆人的风范。
“我们这次去台湾，一是要向台湾家庭教育学术界的朋友虚心学习，取彼之长，补己之短；二是要跟台湾家庭教育学术界朋友深入交流，推心置腹地进行学术交流；三是要用我们的学术成果，学术见解，征服台湾学术界。用事实告诉台湾学术界的朋友们，我们大陆的学者，不仅会搞政治运动，也会做学问！“
到台北，我们受到台湾学术界朋友热情的欢迎，周到的接待。虽然我们此前从未谋面，但那感觉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见如故，非常地亲切。我们毕竟都是炎黄子孙，本应就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在学术研讨会开幕的那一天，我在开幕式上首先讲演，介绍祖国大陆家庭教育事业发展的情况。他们特意请到台湾的“教育部长”主持我的讲演。
在开幕式上，我还遇到了一位熟人，台湾政治大学的系主任、心理学教授钟思嘉先生。他在此前，1995年，通过中科院心里研究所的茅于燕先生介绍，曾到我家进行过访问。时隔三年，我们在台北又见面了，这是真正的久别重逢。
那次研讨会，在台湾师范大学召开。学校门口旁边就有一家书店，一家酒馆。上午的会结束以后，台湾“教育部”的基础教育司罗司长请我们代表团成员喝酒。
我们先到书店浏览。我看到台湾的一些学术刊物、学术著作，在家庭教育思想史方面的学术论文、著作中，有很多人引用的历史资料，都是来自我的家庭教育思想史著作和学术论文。
我看了，心里感到有了底。台湾学术界并不都是对大陆有成见。
中午跟罗司长一起喝酒时，我对他说：
“罗司长，我想送你一本我的书，《家庭教育学》。”
罗司长说：
“谢谢您，赵先生。您的《家庭教育学》大作，我已经有了。”
我感到疑惑：
“你从哪里得到的？”
他说：
“我是在北京的王府井书店购买到的。”
我更疑惑不解了：
“你到过北京？你是官员呀。你怎么能去大陆？”
他说：
“赵先生，你不要忘了，我不仅是司长，我还是教授呢！我是随台湾一个学术代表团去大陆的。”
罗司长继续说：
“赵先生，我们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我对您还是有些了解的。我不禁拜读了您的《家庭教育学》，还看到您的一些家庭教育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在台湾学术界，目前，还没有人能跟您相提并论。“
听罗司长这样说，我心里感到轻松了很多。不仅为我自豪，更为大陆学术界自豪。
看来，台湾学术界，并不是所有人都大陆都有误解。有成见的，只是个别人。不足为怪。
那次去台湾，我对黄富顺先生说，大陆成立了家庭教育学会。为了方便交流，我建议台湾也成立家庭教育学术机构。
第二年，台湾成立了家庭教育学会，黄先生又邀请我组团去台湾。
我们商定，今后，每年召开一次海峡两岸家庭教育学术高峰论坛，台湾和大陆轮流坐庄。
至今已经召开二十次了。我们也交了很多的朋友，成了知心朋友。他们到我家来看望我，还经常给我带些台湾的土特产。
（201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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