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七十五：

《朱老师》

赵忠心

一

北师大出版社书店在师大老东门外旁边。每次去学校英东楼（教育学部办公楼）办事，我都是乘坐绕学校一圈儿的510路公共汽车，在师大老东门站下车。只要在那里下车，不由自主，我必定去书店逛一圈儿，浏览浏览，看看有什么新书问世。

我每次一进书店的大门，在那里上班的小莉都要前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那天，我又到书店，小莉不像平时那样乐呵呵地，前来跟我打招呼，陪我逛他们书店，介绍新近出版的图书；而是匆匆走到我身边，轻轻地说了声：

“赵爷爷，您好。您跟我来，我有话跟您说。”

随后，便把我拉到书店门外。她用低沉的小声在我耳边说：

“赵爷爷，我奶奶——走了。”

我突然听到这个噩耗，不禁一愣。我急切地问：

“这是哪天的事啊？你奶奶，多大岁数？”

“是上个星期天。奶奶九十一岁走的。”

这个叫“小莉”的姑娘，是师大原教科所办公室的老职工，我的老同事——朱怀斌老师的大孙女，有四十多岁了。她小时候，我曾跟朱老师住一幢宿舍楼，我是看着她长大的。她在学校出版社书店上班。他爷爷朱老师大约是2005年我刚由学校宿舍迁居京师园不久去世的。

我安慰小莉说：

“小莉，奶奶也算是高寿了。你和弟弟妹妹们要节哀。你奶奶这辈子不容易啊！前半生在老家吃了不少的苦。后半辈子来到你爷爷身边，多少享了些福。你们兄弟姐妹要好好过日子。过好了，你们的爷爷奶奶在九泉之下也就放心了。你爷爷奶奶不在了，以后有什么困难就给我打电话。你们兄弟姐妹就像是我的孩子。”

眼看着小莉的眼里含着热泪，也不知道怎样安慰她更好。我轻轻地拍了拍她的肩膀，便怀着沉痛的心情离开了书店。

二

朱怀斌老师十年多前去世，还不到八十岁。他的老伴儿比他大几岁，还比他多活了十年。

五十多年前，1960年至1965年，我在师大读书那会儿，朱老师就在教育系办公室上班。那个时候，他还是个中年人，年富力强，朝气蓬勃。毕业十五年之后，1980年，我又回到师大，他成了老年人，头发都花白了，老态龙钟。他退休后，到我所在的教科所办公室补差。

这位“朱老师”从解放初期，年轻时就来到我们教育系办公室工作，负责收发等杂事。他只有一个儿子，可孙女孙子多，四五个。儿子是个地道的农民，没本事多挣钱养家，朱老师必须尽可能多地上班挣钱。因此，退休后又到我所在的教科所办公室补差十多年。

他没有上过多少学，也就是小学毕业。教育系、教科所的同事，都把他当工人看待，平时没人称他为“老师”。上了岁数的，一般都称呼他“怀斌”，年轻一些的称呼他“老朱”。

唯独我，自始至终都是称呼他“朱老师”。我当学生时是这样称呼他，1980年我从附中调回教科所后，跟他成了同事，也没改口，仍旧称呼他为“朱老师”，习惯了。

在学校这个范围内，年龄比较大的，人们都称为“老师”，不管是干什么的，这是知识分子圈儿内不成文的规矩。彭德怀元帅的夫人、师大党委副书记浦安修是我们教科所的创始人，大家也都称她为“浦老师”。浦安修没有架子，平易近人，叫她“浦老师”，她也欣然接受。

朱老师在学校教育口的人眼里，是个大好人。大学老师是不坐班的，平时只有办公室、资料室的工作人员天天按时上班。

几十年来，春夏秋冬，每天上班他总是最早的。早八点上班，他七点钟准到。办公室、资料室，他是年龄最大的，每天都是他去锅炉房给大家打水，收拾办公室、楼道的卫生。“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朱子家训》）

几十年来，暑往寒来，每天下班，他总是最后一个，下班前四处检查一下。“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 （《朱子家训》）

每年寒暑假，不管是不是他值班，他几乎照旧还是天天上班。其实，他并不是办公室主任，他是以单位为家，无私奉献。

三

朱老师是个热心人，不论是公事还是私事，只要是有事找到他，求到他，他从不推辞不拒绝，总是尽心尽意，给你想方设法把事办得妥妥帖帖的。

朱老师人缘非常好，他替人办事，不图名不图利，不计较得失荣辱，也从未跟任何人发生过争执、冲突、矛盾，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说他不好。

半个多世纪来，他每天都是默默无闻地东奔西忙，有做不完的事。他任劳任怨，从不抱怨。如果说，我们身边有称得上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在我的心目中，朱老师算是其中的一个。

退休前，朱老师上下班天天都骑着一辆除了铃不响，哪儿哪儿都响的破旧自行车，这是他参加工作以来唯一的交通工具。师大的院子很大，到哪里办事，他都是骑着那辆破车去，好快去快回。他从不锁车，因为不上锁，小偷儿也懒得偷。

我在师大几十年，从来没有见到过朱老师优哉游哉地在校园里散步，跟人闲聊。看到的都是他骑着那辆自行车，急匆匆地在校园里飘忽不定的身影。

退休后，朱老师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以前，血压很高，经常头晕，腿脚也出了毛病，不再敢骑自行车。他也没有扔掉那辆破自行车，而是把自行车当“拐棍”，每天推着车上下班。尽管是这样，他也从来没有歇过病假。

学校每次评选优秀教职工或优秀党员，大家都一致推选他，从来没有一个人有不同意见。每次他都极力推辞，但最终还是他当选，实至名归。

他退休后到我们教科所补差，有一次又要评选优秀党员。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推选他。我力排众议，发表了不同意见。

我直言不讳，说：

“我建议，我们不要再评选朱老师了。不是说朱老师不够条件，我是心疼他。我们不选他，他照样不辞辛苦，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全心全意为大家服务。这已经成了他的本能。朱老师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我们不选他，为的是让他心安理得地好好治病，安心养病，早日恢复健康。他本来就是勉强撑着劲做工作，我们再选了他，他就没法治病养病了。”

我的话说到大家的心坎里。其实，大家都是这么想的，可这种话不好说出口。我大胆、坦率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那年，优秀党员选了另外一位不错的党员教师。

四

从解放初期，朱老师在学校上班，就是夫妻两地分居，老伴儿一直在河北农村老家跟儿子孙女孙子在一起生活。到了1985年前后，才结束长达几十年的“牛郎织女”的生活，来到师大，老夫老妻得以团聚，跟我一起住在一幢两居室的楼里。

他的老伴儿比他年龄大。老伴儿来到师大后，也没有坐在家里享清福，朱老师托后勤的熟人给她找了一份打扫校园卫生的临时工差事，每月多少有点儿收入。还是为了增加点儿经济收入好帮补儿子一家人。

我看到住大嫂在扫马路，曾劝朱老师说：

“大嫂年龄不小了，在老家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来到您身边，还不让她享受享受？大嫂还是小脚，扫什么马路呀！”

朱老师笑着说：

“她在老家干活儿干惯了。不干活儿，浑身不舒服，容易得病。”

朱老师虽然工龄很长。但学历低，作为学校的教辅人员收入比较少。他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一身衣服能穿几十年。我还真的没有见过他穿新衣服。教科所的一个同事也注意到这个情况，曾给他买了一身新衣服送给他穿。

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他都退休了，我的原配夫人周老师，听说朱老师这么大的年龄，还从来没有吃过红烧肉，觉得不可思议。回家便炖了一锅，让我送去给他和大嫂解解馋。我的夫人还经常给他们的孙女、孙子送些衣服，一大包一大包的，让他送回老家带给孩子们。

有一天，大嫂正在校园里聚精会神地打扫卫生。突然，一个骑自行车的毛头小伙子从她背后冲了过来，一下子把大嫂撞翻在地，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大腿骨折。不知道那小伙子是哪家的“公子哥们儿”，见势不妙，蹬上车一溜烟儿似地溜号了。当时，大嫂疼痛难忍，也没有看清楚撞倒她的那个年轻人的模样，周围也没有见证者，只好吃哑巴亏。

教科所工会得知，大嫂又没有免费医疗条件，便号召职工捐款帮帮朱老师。大家纷纷都伸出援助之手，捐款，登记，张榜公布捐款名单。

我没有到工会主席那里捐款，不想张扬。而是在办公室趁没有人的时候，私下塞给朱老师手里一些钱。朱老师说什么也不要，说我给的太多了。我说，我跟别人不同，还有些额外的收入。我们都同事几十年了，您有困难我能袖手旁观吗？别见外，您就收下吧。

五

朱老师去世后，在学校附近的解放军262医院遗体告别。我特地带了些现金，准备送给朱老师的遗孀朱大嫂。

朱大嫂这一辈子没有当过家，主过事。朱老师这一走，不仅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没有了，家里的顶梁柱没有了，就像房子塌陷了一样，她没有了主心骨，没有了依靠，生活没有了着落，不知道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她伏在朱老师的遗体旁边，嚎啕大哭，哭得死去活来，让人心酸不已。

我走过去，把大嫂搀扶起来，安慰说：

“大嫂，您要节哀，要保重身体，孩子们还都指望着您照顾他们呢。朱老师走了，他不在了，还有我们大家呢。有什么困难，说话，大家会帮助你们解决的。”

我在规劝她的时候，随手塞给她衣兜里一些钱。她并没有觉察到。回家后才发现衣兜里的那么多钱，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后来，她大孙女小莉给我打电话说：

“赵爷爷，那天，奶奶并不知道是您给了她钱。我在旁边看得清清楚楚，是您趁奶奶不注意，塞到奶奶的衣兜里的。奶奶得知后，要我打电话，谢谢您。”

我说：

“谢什么？不用谢。我上学时，你爷爷就是我的老师。我回到师大以后，我跟你爷爷又是几十年的同事。你的爷爷、奶奶都是大大的好人，有困难，我帮补一点儿也是应该的。小莉，你奶奶也不容易，帮你爹你娘把你们兄弟姐妹几个拉扯大，你们要好好孝敬她，让她过好晚年。”

朱老师和他的老伴儿先后都走了。好在，几个孙女孙子都长大成人了，有两个孙女在北京定居，孙女也有了孩子，他们二老可以放心了。

我时不时地逛逛师大出版社的书店，一是看看书，二是牵挂朱老师他们的孙女小莉，看有没有需要我帮助的。

人走了，茶不能凉。情谊是永存的。

（2017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