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忠心

前些日子，我和奶奶与儿子、儿媳、孙女在外边聚会。一家人聚会过程中，孙女突然提出一个问题：

“爷爷，您是什么时候想当大学教授的呀？”

孙女给爷爷提出的问题，像是“突然袭击”，我真的还没有思想准备，从未想过。

我们和孙女一家人没有住在一起。孙女住校，一个星期回家一次。一两个星期，我们或是在他们家，或是到我们家，或是在外边，我们祖孙三代聚会一次，以享受天伦之乐。

在孙女心目中，爷爷在家里是地位“至高无上”的。爷爷是教大学生的老师，读了很多的书，还写了很多的书。爷爷满腹经纶，知识丰富，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是孙女崇敬的偶像。在一家三代人聚会时，她不管爷爷能不能回答得上来，总是要借此机会提出这样那样的疑难问题，要爷爷解答。

古人说：勤学好问。是说，勤学的人，必定好问。好问，也表明虚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孙女好问，表明她是勤思好学的，求知欲旺盛的，是虚心的，我很高兴。

过去，孙女请教的问题，一般都是在求学读书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诸如，课前如何预习，上课怎样听讲，课后怎样复习，各门课程学习的不同特点，课外阅读怎样写读书笔记；或是在书本上没有看到过的社会、文化、历史、地理诸方面的知识，一般都是些具体的问题。

而这次，孙女突然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职业理想问题。

听到孙女提出这样的问题，我很高兴。

孙女今年就高中毕业，要参加高考；她即将18岁，进入青年初期。到了这个年龄阶段，即将成为成年人，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思考人生。孙女能提出这样的问题，表明孙女长大了，开始走向成熟，我从内心深处感到惊喜。

孙女问我，什么时候想当大学教授的？回答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

“职业理想”是人们依据社会需求和个人条件，所向往的职业奋斗目标，即个人渴望达到的职业境界。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与他的受教育程度、文化水平、知识结构、兴趣爱好、实际能力、道德修养等都有直接的关系。一般情况下，职业理想通过个人努力是可以，或可能实现的。

“职业理想”与“职业幻想”不是一码事。“职业幻想”，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主观想象，是对职业的过度理想化，缺乏现实的能力、条件、基础，不具备实现的可能性。

我没有直接回答我是什么时候想当大学教授的。就我从小到大，各个不同年龄阶段，不同学习经历，不同能力，不同生活环境，不同阅历下，随着年龄增长、学历和能力的提升、生活环境和生活经历的变化，我职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不断发展、变化、提升的过程，对孙女一一道来。

我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让孙女理解，职业理想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天生的，不是头脑里固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客观现实在人的头脑里的反映这个道理。

我对孙女说，你给爷爷提出的这个问题，这是关于“职业理想”问题。很有深意，也很重要。

想当大学教授，爷爷可不是从小就有这个愿望、理想的。因为那个时候，爷爷还没读读书书，知识匮乏，眼界狭窄，还处于懵懵懂懂、迷迷糊糊的状态，根本不具备“想当大学教授”的条件、基础。

爷爷出生在河北一个贫穷、落后而且非常封闭的农村，我们村的人世世代代都是以“农”为“业”。只是为数不多的大户人家的后代有机会、有条件外出读书、就业，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极为稀少。

那个时候，交通、通讯很不发达，农村人眼界狭窄，孤陋寡闻，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不要说想当大学教授，就连“大学”这个名称，爷爷都没听说过。可以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大学的大门朝哪个方向开的，爷爷都不知道。如果有人说还有“大学”，我会以为就是“操场大、校园大”的“小学”。上小学那会儿，爷爷不可能有“当大学教授”这个“奢望”，这个“野心”啊。

我们上小学那会儿，小学是分为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为初级小学，五六年级为高级小学。初级小学和高级小学都是单独设置的。

我是1949年，8岁时入学。那个时候，咱们国家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还没有普及义务教育，国家没有规定统一的入学年龄。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差异很大。

我初级小学同班同学中，有的男生已经十七八岁了。上高级小学时，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都满二十岁，已经结婚了。

我上初级小学，是在我们本村。当时，年龄小，读书少，见识也少，还说不上有什么“理想”、“追求”。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这是一种自然现象，也想有机会往“高处”走走。正好，我的叔叔就在一个农村供销合作社里当售货员。我就想，小学毕业以后，跟我叔叔一样，当个合作社里的售货员，能拿工资，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也挺好的。

这就是我上初级小学时的“职业理想”。

高级小学，我是在另外一个村子上的。我们班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同学，经亲戚介绍，到内蒙古包头的工厂当了个学徒工人。他提前退学，跳出了“龙门”，离开了农村，到了城市，拿到了工资，成了“工薪阶层”，我们全班的同学都羡慕不已。

我当时就想，等我再长大一点儿，高小毕业以后，我也去城市里找个工厂当个工人，成为“城里人”，离开这贫穷落后的农村。

这是我上高级小学时的“职业理想”。

1955年，我小学毕业，要报考初中。咱们老家蠡县，有两所中学，都是普通中学。我本来是想报考本县的中学，离家比较近，可以经常回家见到家人，也可以多帮我母亲干点儿农活儿。

我的班主任老师看我的功课学得很好，鼓励我报考距离我家七十里地的河北省省立中学——安国第一中学。这个学校，有初中，也有高中。用现在的话说，这是一所“省重点学校”。我们那所高级小学毕业生报考那个中学的同学有近二十个，都是农民的子弟，没钱乘坐长途汽车，我们是成群结队地，用了一整天时间，步行七十里地去参加中考 。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

上初级中学那会儿，我看到，高年级同学毕业时，有不少人没考高中继续求学，而是报考了中技、中专学校。有的读了汽车技工学校，当了汽车司机；有的读了铁路技工学校，当了驾驶火车的司机。我当时就想，当个汽车司机或火车司机也不错，毕竟是技术工人，干的是技术活儿，不是纯粹卖苦力的那种普通工人。还能挣比较多的工资，可以供给弟弟妹妹上学。

这是我上初中时的“职业理想”。

我初中毕业时，征得我母亲同意，报考升学志愿，我填写的是中技、中专学校。

我们的班主任平文耀老师发现以后，把叫到老师办公室，跟我进行个别谈话，说：

“赵忠心同学，你的学习很不错，应该考高中，争取考上大学，继续读书深造，将来会有更好更多的职业选择。”

我说，我家只有母亲一个劳动力，弟弟妹妹年龄还小，生活很困难。我想早一点儿参加工作，替我母亲分忧解难。我说，我母亲也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在班里还是学习比较突出的学生，班主任老师还是希望我报考高中，将来争取考大学。

那个时候，农村里还没有电话，我家距离学校有七十多里地，无法与我母亲当面沟通，我们班主任立刻写信给我母亲，让我母亲再辛苦几年，支持我报考高中，然后报考大学，那样，就会有更为宽阔的发展前途。母亲接受了我们班主任的建议，说：“那就再辛苦几年！”

上高中以后，我的知识更丰富了，眼界更开阔了。我发现，我们学校绝大多数老师，都是大学本科毕业生。当时，我就想，将来如果能够考上大学，毕业后，当个中学老师也是不错的。

这是我上高中时的“职业理想”。

我考高中是1958年，那个时候，正处“大跃进”年代。中学阶段进行缩短学制的教育改革，我报考了两年制高中文科班，被录取了。1960年毕业，参加高考，我的第一志愿本来是想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想毕业后当个记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怕交不起伙食费，最后，选择了不收伙食费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

上大学之后，虽然住进了大学，见到了大学教授，听了很多大学教授的课。给我们上课的大学教授，都是名教授，差不多都是我们国家教育领域各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学术权威。他们都是满腹经纶的专家学者，他们的著作，诸如，教育学、心理学、中外教育史等学科，都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等院校文科的教材。虽然，我十分崇敬他们，但对我来说，大学教授是可望不可即的，想都不敢想。

毕业以后，能够当个中学教师或机关的普通公务员，也比较“打腰”。什么叫“打腰”？这北方人的土语，意思是具有提气、风光、阔气、高人一头、吃得开，能光宗耀祖等意思。不仅能挣工资，还比较稳定，也是不错的。没敢有什么别的奢望。

这是我上大学时的“职业理想”。

1965年，我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包分配的，不像现在是自主选择职业。学校本来是要我留校当公共中文课教师的，师大附中缺乏团队干部后备力量，学校就把我分配到师大附中。

在附中工作了十五个年头，我历任学校团委副书记兼少先队总辅导员，团委书记，后又当选为学校党总支书记。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期，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归队凤”。我坐不住了，“闻风而动”，想借机挪挪窝儿，不想当干部了，想去大学或科研单位，当个普通大学老师或理论研究人员。

这个时候，我还没有要当大学教授的想法。只想尽快离开官场，摆脱繁琐的行政事务，希望能够心无旁骛、聚精会神地专门做点儿学问。

天随人愿，心想事成。我要辞职调动的消息，莫名其妙地不胫而走，几个大学和科研单位向我抛出“橄榄枝”，纷纷上门诚邀我去他们单位工作。经反复思考、认真掂量，最终选择了我熟悉的母校——北师大。

1980年调到师大，那年我39岁。我发现，我与留校的同届同学迟到了十五年，我是一名高等学校教师的“插班生”。留校从事教学或科研的老同学，差不多都评上了副教授或副研究员，几位个别的同学，已经评上了正教授。

看到这些情况，我心里很急。但我并不自卑。心想，必须快马加鞭，加倍努力，争取赶上或超过他们，尽快评上教授或研究员职称。

此时此刻，我才想到一定要当大学教授。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奋战，1994年，我的学术著作《家庭教育学》一书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建国以后，我国第一部家庭教育学术著作。先是获得全国妇秀图书二等奖，后又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并被教育部指定为全国高校文科教材，终于顺理成章地被评为正教授。

孙女听了我的述说后，频频点头 。看来，她是听明白了。我问孙女：

“你听了爷爷的述说，有什么感想？”

孙女若有所思，说：

“一个人职业理想的选择，跟学历、能力、生活环境、生活经历有直接关系。要想选择最满意的职业理想，必须要刻苦读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切实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犹如水涨船高，你的知识、素养提高一个档次，你的职业理想就会提高一个档次。”

孙女总结得很好，我很满意。这堂餐桌旁的“家庭教育课”，达到了我预期的效果。

（2025年2月10日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