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是谁“发现了母亲”？》

赵忠心

《中国家庭教育》杂志

（2002年第一期发表）

近来，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说有人刚刚“发现了母亲”。“认为”是自己“发现了母亲”的人说：

“１６世纪发现了人，１９世纪发现了妇女，２０世纪发现了儿童，２１世纪我发现了母亲。”此人还自我陶醉地说，几百年后，仍会有人想起我和我的“发现”。

真是“无知者无畏”！

何谓“发现”？即经过研究、探索、实验等，看到或找到前人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

要是真的“第一次”看到了母亲，这么伟大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恐怕几百年才有一次，那对全人类可都是一个不小的震惊！

我专门研究家庭教育二十多年，既研究“论”，也研究“史”。不能说精通中外教育史，但对古今中外著名的教育家及其研究成果还是不陌生的，十多年前我就出版过中外家庭教育思想史方面的专著。可我还没有发现哪一位教育家有这么大分量的“发现”，更没有任何一位教育家“自诩”发现了什么。当然，这不能成为阻止后人超过前人的理由。

“究竟是谁发现了母亲？”本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但还勤学好问。想就此问题请教各位读者。

按照推理说，世界上有了人，就有了母亲。可怎么，到了２１世纪，过了多少万年才有人“发现”了自己的母亲？你说，人类怎么这样的迟钝，怎么这么没有良心！

可据史书记载，在原始社会初期，“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社会上没有任何婚姻制度，也没有任何形态的家庭。男女之间发生性交关系，就会生育子女，这个简单的道理当时人们并不知道。我国社会上流传下来一些神话般的传说，如庖牺氏的母亲踏上一个“大人”脚印而怀孕，神农氏的母亲感到“一条神龙的秘密力量”而怀孕，殷契的母亲吃了一个燕蛋而怀孕，等等。

由此，我国古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圣人无父，感天而生。”这表明，从人的孕育、出生的角度，我国古人首先发现了母亲的作用。

据《吕氏春秋．侍君览》记载，在远古社会，人类有很长时间只“知母不知父”，世系从母系计；而且，在原始群之后，人类社会还经历了一个很长历史时期的母系氏族制社会，世系与财产继承仍旧从母系计。

就是说，在恩格斯所说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妇女的社会地位就相当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儿童的抚养、教育工作都是由母亲和老年人承担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就是由母亲孕育的。

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我国古人很早就非常重视母亲的作用。据史书记载，在周朝时期，为男人选择配偶时，特别注意能不能“优生”。

西汉思想家贾谊在《新书》中指出：“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倘有不善，三族（即父、母、妻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

这是说，古人为子孙选择配偶，注意未婚妻的家庭出身和人品德行。若选择得好，生育的后代懂得慈孝之礼，不敢荒淫暴虐。即或有不良行为，也会有族人严加管教。因此说，妻子出身、人品德行好，就可以生出“凤凰”那样华贵的孩子；而妻子若家庭出身和人品德行都不好，就会生出虎狼一般的孩子。生育的孩子之所以根本不同，完全在于母亲。尽管古人认为孩子是否慈孝仁义全由母亲决定，这是片面的遗传决定论的观点，但却充分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并且非常重视母亲的作用，是一种朴素的“优生”思想。

中国人重视母亲的作用，还体现在实行胎教上。

胎教就是在出生前实施的教育。当然，毫无疑问，胎教也是由母亲承担。中国古人实行胎教，据记载最早开始于西周，公元前１１世纪。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新书》和戴圣编纂的《大戴礼记》一书中，都记载了周成王母亲实行胎教的情形。与贾谊同时代的“韩诗学”创始人韩婴在《韩诗外传》一书中，也记载了孟轲母亲当年实行胎教的情形。

西汉经学家刘向在他的《列女传．周室三母》篇中，记述了周文王之母太任实行胎教的情形，并详细介绍了古代胎教对孕妇的种种禁忌：“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令瞽诵诗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必过人矣。”还指出胎教的理论基础是“正本”、“慎始敬终”的思想：“正其本而万物理，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显然，这是一种“优育”的思想。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四世纪时也曾提出有关于胎教的主张。这当然也是比较早的，但比中国古代明确提出并实施胎教的时间要晚七百多年。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医学家陆续为胎教提出了一些新的理论、内容和方法。经唐宋至明清时期，中国胎教的理论逐步完备并科学化。

归纳起来，大约对孕妇有调情志、忌房事、节饮食、适劳逸、慎寒暑、戒生冷等六个方面的禁忌。

到清朝末年，维新运动思想家康有为在他的《大同书》中，还把胎教纳入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中，主张由国家设立“人本院”，凡怀孕妇女“皆应入院”，以免感于恶物，影响胎儿。在封建社会，中国胎教的理论和实践，就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并作为家庭教育的起点和重要内容。若没有发现母亲在子女成长中的作用，能如此重视主要依靠母亲实施的胎教吗？

孩子出生以后，古今中外，都无一例外地由母亲早期的哺育、养育、培养、教育。中国向来特别重视母亲在子女早期抚养、教育中的作用。

据《礼记．内则》记载，我国西周时期王宫内，太子、世子出生三日后，就送到“孺子室”，由从众妾中挑选出的母亲分别任“子师”、“慈母”、“保母”，从“士”的妻子或“大夫”的妾中挑选“奶妈”，这四种人称做“四贤”，负责喂奶、保育、抚养、教育。至于普通百姓，都是由母亲亲自哺育、养育、培养、教育。

早在西汉时期，经学家刘向就著有《列女传》一书，这是一部专为各界知名妇女所做的人物传记。其中有一卷叫做《母仪篇》，专门为知名母亲立的传。

所谓“母仪”，即母亲的榜样。该篇序言中说：“所取乎母仪者，为其守礼知义，端严善教，以为后世法者也。”

这是说，这些母亲遵守礼法，通晓道义，端庄严谨，善于教子，可作为后人学习的榜样。西晋医学家皇甫谧也著有《列女传》一书。

从唐宋到明清时期，后人又陆续增写了许多部诸如《续列女传》、《列女传增广》、《广列女传》等不下十数部妇女传记。每部《列女传》中都无一例外地设有《母仪篇》，专门收集、介绍了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上百位教子有方的母亲的事迹，如文伯、孙叔敖、臧文仲、子发、孟轲、田稷子、芒卯、江乙、赵括、如耳、王陵、范滂、陶侃、元稹、欧阳修、岳飞、徐霞客、顾炎武、蒋士铨等名人的母亲。

中国古人要是没有“发现母亲”，在极力推崇“男尊女卑”伦理道德、妇女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的封建社会，能专门为母亲立传，宣传母亲优教的事迹吗？

到现代社会，中国也非常重视母亲的作用。在１９３１年，就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了欧阳溥存撰写的《母道》一书。这是一本专门给母亲介绍家庭教育艺术的书，以警世上为人母者。

作者认为，母亲作为一家之中心，是最重要的家庭教师。因而，对于母亲的教育是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头等大事，是关系到家庭教育成败之关键。作者说：“为良妻贤母者，妇人本分也。”妇人的这种本分是由其与男子不同的身心特点所决定的。每个妇人首先应从主观上勿忘本分，重视对儿童教育所承担的责任，万不可放任自流。

该书共有十五章，分别论述了妇人之本分、母氏当如何尽其天职、母当如何养成儿童之服从之美德、母当如何养成诚实之美德、母当如何养成廉正之美德、母当如何养成儿童之自信及自觉心、母当如何养成勉励与秩序之精神、母当如何养成勤俭之精神、母当如何养成礼让之观念、母当如何养成爱及同情之观念、母当如何养成美及清洁之习惯、母当如何赏罚儿童、母氏对儿童交游当如何注意、母当如何处置儿童轻微之过失、母氏管理不逊儿童之法等问题。该书最后，还列出了二十四种母亲的气质及其对家庭教育所新生的影响。

１９３５年，上海女子书店又印行了绿萍的《母亲日记》一书；１９４５年印行了熊芷的《母亲学》一书；１９４６年，正中书局印行了傅琴心的《母教》一书；１９４８年，正中书局印行了张天麟的《中国母亲的书》一书，等等。中国人没有“发现母亲”，能专门为母亲撰写、出版这么多指导母亲教子的图书吗？

我们党向来重视母亲的社会作用。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０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论“贤妻良母”与母职》一文，高度评价了母亲的职责。他说：

“为着人类绵延、民族的繁荣，尤其是为着目前健强我们中华民族的万代子孙，我们极需尊重母职，提倡母职。”

“狭义说，十月怀胎，婴儿哺育，均属母职。广义说，代人哺婴，公共育儿，又何尝不是母职？！幼年教育，以女性担任为当，是母职的扩大。中国古礼中的长嫂为母，是代行了母职。母职，是妇女在人类社会中最光荣的天职。我觉得，泛论下来，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任务，再比母职光荣和永恒的了。”

　　到建国以后，母亲的作用在我国仍旧受到高度重视。１９５８年“六一”儿童节期间，宋庆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在儿童节向母亲们说几句话》一文。文章一开头，首先强调了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儿童成长的作用。她说：“孩子们的性格和才能，归根结蒂是受到家庭、父母，特别是母亲的影响最深。”她要求母亲要具备爱、劳动、勇敢、诚实、集体主义等人类最优秀的品质，以身作则，给孩子做出榜样。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以中发〔１９８１〕１９号文件，向各省市自治区转发全国妇联党组《关于两个会议情况及１９８１年妇联工作要点的报告》的通知。《通知》指出：“全国妇联应把抚育、培养、教育三亿以上的儿童和少年，作为自己的工作重点。”要求各级妇联“做好家庭教育工作，帮助家长加强和改进对子女的教育。”

二十多年来，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全国各级妇联组织纷纷参与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开办孕妇学校、母范学堂，开展家庭教育咨询，创办家庭教育报刊，出版指导母亲教子的图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如果中共中央不重视母亲的作用，能委托全国妇联指导家庭教育吗？如果妇联不重视母亲的作用，能采取多种形式，热心开展各项指导工作吗？

面对这一系列的确凿的史实，断然否定中国的母教传统，至少是很不慎重的。

有的人在否定中国悠久的母教传统时，还武断地说：“过去我们只重视教和学，忽视了潜教育的育和习，这是我们人类教育的最大问题所在。”

我想问一句：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诸如“熏渍陶染”、“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自然似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等等，如此生动、形象、精辟、深刻而丰富多彩的所谓“潜教育”成语和箴言，如果没有充分的这类事实和体验，这类词汇是怎么形成的？这些观点又是怎么产生的呢？

面对大量活生生的事实而视而不见，硬是武断地说“人类教育”不重视他所谓的“潜教育”，这也太过分了吧！

还有，有人把他“自己”发现母亲的“功绩”，概括为“八大发现”，我觉得无须进行全面评价。我只就其中“一大发现”提个问题。

他公然说：“母亲是第一生产力”。那么，我顺便问一句：科技是第几生产力？

够了。我只是列举了一些耳熟能详的、历来中国人是如何重视母亲的资料，肯定是挂一漏万。

仅从上述这些信手拈来的有限的资料看，究竟是谁“发现了母亲”，我不想妄下结论，还是由读者自己判断。

遗憾的是，那本自诩为“发现母亲”的书，对上述历史资料置若网闻，视而不见，无一反映。究竟是作者故意视而不见呢？还是根本不了解呢？这我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