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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之九十二：

《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赵忠心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很怕接陌生的电话。这是让一个接一个烦人的骚扰电话给闹的神经过敏了。不是让你买房，就是让你贷款，或买什么理财产品……我又不是暴发户大款，哪里有闲钱老买这些个。

为了避免这些电话的骚扰，不让骚扰电话影响我的情绪，打乱我的思绪，打扰我的睡眠，我的手机大部分时间是关闭的，实在是无奈之举。偶尔打开，到吃饭、睡觉的时候就又关闭。实在没什么好的办法对付这些烦人、让人不悦的电话。

一

那天，午睡过后，我刚打开手机，就有一个陌生的电话“趁机”打了进来。每每遇到陌生的电话，我都是战战兢兢的，很紧张。是接还是不接，常常是犹豫不决。

我很不情愿地问道：

“请问，你是哪里？你找谁？”

对方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她谨慎地问道：

“请问，您是赵先生吗？”

我一听，打电话的人认识我。听到“赵先生”的称呼，我脑子一闪：难道这是师大附中的学生？一般人打电话找我，都是称呼我“赵老师”或“赵教授”，称呼我“赵先生”的很稀少。四十多年前，我曾在师大附中工作过十五年。师大附中的历史比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还要悠久，那个时候学生对老师的称呼都是“先生”。这个称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赶紧回复说：

“我就是赵忠心。你是哪位？”

对方稍稍迟疑了一下，我隐隐约约感觉到说话的声音，一下子变得有点儿激动：

“赵先生，我可找到您啦！您还记得我吗？我是师大附中老初三的学生殷慕慈呀？”

她一提“老初三”和“殷慕慈”这个学生的名字，立刻开启了我尘封五十年的记忆。

1965年，我24岁，还是个小伙子。师大毕业后，分配到和平门附近的师大一附中，第二年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叫“殷慕慈”的学生，是当年附中“中三4班”的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他们班是中学（初中、高中）五年一贯制实验班。我清晰地记得，她个子不高，长得白净，很稳重，平时不大爱说话，一说话就爱笑，我至今还有印象。

我立刻回应说：

“记得，记得。你是中三4班的吧？你好吗？我们分别有半个世纪了，你还记得我？今天，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吗？”

殷慕慈急切地说：

“赵先生，我怎么能忘记您呀？您是我的恩人啊！”

“怎么，我为你做过什么吗？我不记得了。”

她说：

“1968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毕业生到农村插队。我的父亲是高级知识分子，在地质部工作，被下放到南方的农村。我的姐姐比我大十三岁，已在南方一个城市定居，家里就我一个孩子了。你考虑到我们家有实际困难，没让我报名去东北、内蒙古这些比较远的省份农村插队，你特意把我安排到北京郊区的大兴县。

“那个时候，唯成分论盛行，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不是‘红五类’。我父亲是‘臭老九’，是专政对象。那个时候，您能特别照顾我，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是很不容易的，我一直记在心里。心想，我一定找机会感谢、报答赵先生。

“多年来，我一直在找您。我家先生经常在报刊杂志上看到您写的文章，但不知道您的电话。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原附中的外语组陈宝辰老师那里得到您的电话。从陈老师那里，我得知，赵先生在师大工作，学术成就昭著，是名人。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给您打电话拜访您，是怕您忙，一直没敢贸然打扰您。

“赵先生，俗话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想，一定要找机会，报答赵先生当年您对我的特殊照顾，对我的恩典。我想请您和师母，也请陈老师夫妇，我们一起坐坐，叙叙旧。您看行吗？”

我当即回答说：

“这有什么要报答的呀！那是我该做的事，是我能做的事。我们是师生关系，你说‘感谢’、‘报答’，那就见外了。

“你说要一起坐坐，这好啊！我们分别整整五十年了，我已经由一个朝气蓬勃的小青年，变成白发苍苍的老人了。我也要看看当年那个十五六岁的可爱的小姑娘，今天变成什么样子了。我跟陈老师也有十多年不见面了，也很想见见她。

“殷慕慈，这样，你来定日期、地点和具体时间。然后，通知我，我一定准时赴约！”

二

前天，我和老伴应邀前往地坛公园西门附近的一家淮阳饭店相聚。老师生久别重逢，分外激动。

我们到聚会的地方，殷慕慈是第一个到的，她在那里迎候我们。眼前的殷慕慈早已不是我印象中那个小姑娘了。不过，那轮廓还没变，我一眼就认出了她。她说她也都六十七岁了。可不，1968年她下乡插队，距今快五十年了。那个时候，我刚大学毕业。现在，我已开启了“奔八”的历程，她就该是个“奔七”的老人了。

她见到我，非常地激动，上前激动地拥抱我。她让我和师母落座，拉着我的手说：

“赵先生，我，我们一家非常感激您。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您顶着压力，特殊照顾我这个‘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我和我的先生（是她中学同班同学），我的儿子，一直都非常感激您！”

我说：

“那个时候，我负责学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的事。我也没有特殊照顾你。只是考虑到你们家的实际困难，把你安排在比较近便的京郊农村插队，我只是坚持了公平、公正的办事原则。

“当时，咱们学校高干子弟、军人子弟很集中，他们都有路子。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有条件‘拼爹’，毕业时都有了比较理想的出路。你是‘臭老九’的子弟，不能‘拼爹’。我虽然也是‘红五类’家庭出身，但我的思想并不‘极左’，并不赞成‘唯成分论’。我心里想的是，你们这些‘出身不好’的学生家庭，有实际困难，该照顾还是要照顾的。当时，我手里既然有这个权力，我就做主安排了。

“当时，是有人为此事曾质问过我，认为我是‘阶级立场’有问题。但我没有被他们的质问而吓住。我理直气壮地说，家长是家长，学生是学生，不能搞株连。只要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就应该按照政策办事。你说我特意照顾了你，照顾了你们的家庭。其实，这也没有做什么。我本该这样做。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我没想到，学生殷慕慈还牢牢地记在心里，念念不忘，要找机会要表达对我的感谢。 

其实，他们所说的事，我早已忘却了。

在其位，谋其政。我给学生殷慕慈做的事，是我的本分。我只不过是没有受当时形势和环境的左右，尽职尽责，做了我该做的事，分内的事。

在那个极为特殊的年月，由于环境的复杂和政治压力过大，的确有不少人“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就像毛泽东在《反对自由主义》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我为我当年能顶住压力，勇于担当，没有因为怕担责、受牵连而失职失责，没有留下终生的遗憾，对得起天地良心而庆幸。

事过半个世纪，学生还都记得这些事，我很感动。我当时做那些事，绝无对他们“施恩”的意思，我也没有什么“恩”可“施”。帮她做那点儿事，绝不是为获得他们的“感谢”、“报答”。

更何况，我跟殷慕慈是师生，关系如此亲密。我所做的事，不是施恩，是学生需要的，也都是在本能驱动之下，是我该做的，我就该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其实，用不着感谢。

   师生多年未曾谋面，大家都很珍惜，很高兴，不断地推杯换盏，庆祝我们十分珍贵的难得的久别重逢。

临别时，我们相约有机会再相聚。我说：

“下次聚会，我做东！”

（2017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