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之六十一：

《蠡县》

 蠡县，在中国版图上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地方。跟蠡县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十有八九不知道河北省还有这么一个县。甚至有人都认不得这个“蠡”字。

但“蠡县”对我来说却十分地亲切，重要。因为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的故乡。

我是1955年，14岁时，离开蠡县外出就学。迄今，已有六十多年了。

蠡县，地处广阔的冀中平原中部，北京、天津、石家庄大三角腹地。县境虽然不是很大，也不是交通要道。但地理位置却很优越。蠡县地呈开放状态，周边与六个县接壤：西北与清苑县相连，东北与高阳县交界，东南与肃宁县为邻，南边与饶阳、安平两县为邻，西南毗邻博野县。可以说是四通八达，畅行无阻。

“蠡县”的这个“蠡”字，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使用它，甚至跟它见面的机会也不多。

“蠡”字有两个读音：一是读“阳平”，有两个含义：（1）瓢；（2）贝壳。《汉书·东方朔》有成语“以管窥天，以蠡测海”，意思是从竹管的小孔观看天空，用瓢来测量大海的水量。比喻见识片面狭隘，看不到事物的整体。

另外一个读音是“上声”，用于人名和地名。如“范蠡”，如“蠡县”。

任何的一个地名都是有来历的。为什么我们那个地方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您看，这个“蠡”字，结构特殊，也很复杂，是一个典型的“表意字”：

上边为“彖”字，作为一个独立的字，只是“彖辞”这个词使用过，平时很少见；作为字的部首，是屋顶上铺的横木“椽”字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椽”字去掉左侧的“木”字旁。

“蠡”字的下边，则是并排着的两个“虫”字，这种情形在汉字中极为鲜见。从字的结构看，“蠡”字意思，我们应当理解应该是“木头被很多虫子蛀咬”。

这样理解，显然是“望字生义”。但这样理解并不是牵强附会，恰恰附和了这个“蠡”字的本来的含义，即“虫蛀木”。

据我县旧县志解释说：“以地近瀛海，污下多虫故名。”“瀛海”即是大海。这意思是说，我们县那个地方，在远古时代，因为距离大海很近，气候潮湿，污泥中孳生的虫子很多。因此，就得名“蠡县”。

说蠡县“地近瀛海”是有根据的。在四亿多年年前，蠡县这一带还被茫茫海水覆盖。具今约四亿五千万年前后，由于剧烈的地壳运动，使海水向东退却，这一带成为一片辽阔的古陆地。距今八千万年时，地壳整体沉降，陆地变成湖盆。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沉积物不断覆盖在老的低层之上，最后湖水退去，湖盆消失，冀中地区才边成平原。也正是因此，这一带气候潮湿，污泥中孳生的虫子很多。

蠡县具有悠久的历史。据记载，从我们当地出土的文物和古文化遗址考证，早在六七千年以前，蠡县这个地方就有人类繁衍生息。夏朝、商朝时期属于冀州。周朝灭亡商朝以后改属并州，称之为“蠡吾”。春秋时期属于燕国。战国时期先后属于中山国、赵国。秦朝时期隶属上谷郡。

西汉时期，我们这个地方在历史上，第一次设置为“县”的行政区划，称为“陆成”。东汉时改为博陵县。三国时期改为博陆县。南北朝时改为博野县，县城为今天的蠡县城城关。元朝并入蠡州，明朝时期开始定名为“蠡县”，清朝时期继续沿袭。在六百多年中，基本上没有变更过。

 蠡县人杰地灵，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曾经涌现出许多志士仁人、英雄豪杰和优秀人物。

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鲍叔牙，就诞生于此地。

战国时期的孟尝君，曾在此地招贤纳士。这次出事故的“中孟尝村”，应该与历史上的孟尝君有关系。

战国末年燕国著名将领樊於（WU阴平）期（ji去声）不畏强暴，为图大义，引出传颂古今的“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为我县南庄村人，死后遗骸葬于故里。

元朝名臣丁好礼，精于律算。官至极品，为官清正，秉性刚烈，虽有愚忠，仍不辱一世英名，是我蠡县的同乡。

清朝初期著名的思想家李塨，康熙年间举人。学富五车，著述甚丰，总共48种之多，他是“颜（元）李（塨）学派”的代表人物，为我县西曹佐人（就是我上高小的那个村子）。

著名的“高蠡暴动”主要领导人之一宋洛曙，是我们县宋家庄人。著名小说《红旗谱》中的主人公朱老忠就是以宋洛曙为原型创作的。

中国现代杰出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赵亚曾，对中国地质研究做出重大贡献，是我县南莲子口人。

中国现代著名的矿物学家、岩石学家何作霖是李四光最器重学生，在矿物岩石学许多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有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都有重大影响，为我县小汪村人。

著名现代作家梁斌和著名画家黄胄，同出于我们县的梁家庄村。

蠡县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上个世纪2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马列主义就在蠡县开始传播。1925年，蠡县就建立了党支部，第二年就建立了蠡县支部委员会，开始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捐抗税、反抗黑暗统治的革命斗争。

1932年8月，为配合南方红军“反围剿”斗争，震惊全国的“高（阳）蠡（县）暴动”，在我们县的宋家庄村爆发。觉醒的人民拿起武器，组织红军游击队，英勇打击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我国北方第一个苏维埃政府。电影《红旗谱》，记录的就是高阳和蠡县发生的革命暴动的故事，作者是我们县梁家庄村的老乡、著名作家梁斌先生。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抗日烽火迅速在冀中大地燃起。在日军侵占蠡县后的极端恶劣的环境里，我们县成立了县抗日民主政府，创建抗日根据地，与入侵的日军进行了殊死的斗争。我们县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就有三千多人，为保卫家乡，驱逐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一带人民开展的地道战是很有名的。当年，我们全村的大人们挖地道的情形，虽然当时我年龄很小，事情也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了，但至今我都历历在目，记忆犹新。

地道战在我县开展得比较早，1938年就就开始挖地道。在刚开始的阶段，老百姓是自发地在自家菜窖、牲口棚内挖小型的秘密地道。后来，就在地下水位较深的村庄，建成户户通、村村通的地道网络。

我清楚地记得，建地道网络的时候，我在我们村和我姥姥家的村子都看到过，全村的大人和孩子都发动起来，在大街的中间，隔一段就挖一个土井，每个井口都搭上一个浇园的辘辘架子。大人们下到洞里挖土，挖出的土装在土筐里，用辘辘从地下提到地面上，然后装车再运到村外。乡亲们把挖好的地道连通起来，再把井口堵上，恢复原状，而供人们进出的洞口另设置在很隐蔽的地方，如家里的锅台底下、炕席下面、牲口槽里或磨盘、碾盘底下。敌人来了，一声号令，全村人都钻到地道里隐蔽起来，整个村子一下子就变得空无一人。

为什么不在地面上打仗，而要到地下打地道战呢？我想，地道是残酷战争的产物。这跟当时日本鬼子实行的大扫荡有直接的关系。

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冀中平原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斗争十分残酷。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八路军由地上转入地下。打地道战，我们会由劣势转化为优势：地道既可以隐身匿形，敌人难以发现，能有效地保护自己；还可以隐蔽地进行转移、突围，神出鬼没，声东击西，能出其不意地打击那些人生地不熟的日本鬼子。

八路军和老百姓在暗处，能在隐蔽中观察敌情，灵活机动，时隐时现，非常主动，随时可以出击；鬼子在明处，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知道八路军和老百姓藏在什么地方，特别被动，处处挨打。就像无头的苍蝇，到处瞎撞，无处躲藏，腹背受敌，防不胜防，进退维谷，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可以这样说，地道是能藏、能打、能撤、能攻、能守、进退自如的战斗堡垒，是抗日军民智慧的结晶。

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将军，后来在回忆当年冀中地区打地道战那段历史时曾经说过的一段话，印证了我的分析。他说，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南进，整个华北地区是“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地道战是敌人逼出来的，非搞地道战不可。”

1965年拍摄的电影《地道战》，讲述的就是冀中人民利用地道做掩护，巧妙地周旋，狠狠地打击、消灭日本侵略军，把鬼子打得晕头转向的故事。那个电影是在我们的邻县清苑县拍摄的，人们看了电影，就以为那是记录的是清苑人民打地道战的情形。

其实，这个电影的剧本是以著名军旅作家李克、李微含合著，1954年2月出版的抗战小说《地道战》为基础改编的。小说的第一作者李克就是我们蠡县人，小说中清清楚楚写的也是我们蠡县的赵家庄人民打地道战的情形。我出生的赵家庄村西北村头有一个日本鬼子的很大炮楼，那是一个“中心炮楼”，我们村才是小说中所记录的当年打地道战的中心。该小说同时还写了北五夫、东五夫、中五夫等村子，这些村都是我们村的邻村，就在我们村的周边。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小说中的“赵家庄”就是我们村。

当初为什么不在我们赵家庄拍摄那部《地道战》的电影呢？大概是因为抗日战争结束以后，我们村旁的潴龙河经常爆发洪水，洪水灌进村中，地道都已塌陷，并被填平了，没有拍摄地道的现成的地道系统场景了。

电影可以不在我们村拍摄，但既然还叫《地道战》这个名字，那影片中打地道战的地点应当保留小说中的地点。遗憾的是，把小说中的“赵家庄”改成了“高家庄”。

“高家庄”是在定县境内。电影是通过活生生的视觉形象向人们展示故事情节，给人的印象特别深；而且，电影对所传递的信息具有放大的功能，它的影响要比小说的影响大多了。因为电影《地道战》的外景主要是在我们邻县清苑县的冉庄，那里还保存着当年的地道。所以，人们只知道清苑县的那个“冉庄”，而不知道小说中所写的我的老家蠡县赵家庄。

（2016年11月12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