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匪夷所思二七一抓住尾巴@365
(2022-12-01 17:5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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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杂谈文化 |
2022年12月1日 星期四 阴
-12/-2。
一
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
宋·苏轼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
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今天是2022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有点抓住尾巴的感觉。天气全面进入严冬，最高温也在零下了，南疆该是年内最冷的时节，这个冬季的暖气并不如他们讲的那样热，而是偏低，房间里的我还是全武行，一套行头如房外面一般脱不下来，时不时还得加上空调的热风补充。村部院内的梧桐树叶被两天的大风打掉了所有的坚持，飘入各个角落躲藏起来，演绎落叶的故事，各个村落的杨树叶被村民们不断扫成堆取回家用于补充饲草料，业已完成最后的归宿，较之往年今年的树叶被打扫得更干净彻底一些，有了更多空闲的人们还是忘不了利益的分割，为自己的院内添枝增叶。抗冻的寒鸦也经不住气温剧烈的下降，放弃了俯视田野的雅事归于不知哪里的巢穴，躲避凌冽寒风，喜鹊是早前就见不到它们的身影了，麻雀更是出奇地少见，这个年轮里似乎它们被隔绝了，基本没有存在感。阴风怒号，山川寂寥，忙碌的人们今年的烟火中还多了几分焦虑浮躁，对于传染的新冠病毒的狙击的第三个年头眼见就满了，事不过三的民间俗语成为人们的最大的底气来源，多少有些悲壮，凄厉的个案让人们更加希望结束这眼前的一切病魔，静默中瑟瑟抖动的人们都在默默祈祷，期盼恢复正常生活，对于几年前还不满足平淡的自己的人们，如常的人生变成了奢望，体会到人间有味是清欢，这确有些天翻地覆的感叹，三年河东三年河西，不断短视频化的人生的悲喜剧不时演绎，我们每个人就是演员，扮演各种戏剧角色，天然自成，真可谓人生戏剧，戏剧人生。拉慢人类整体步伐的事件，大规模转染疾病当仁不让最有资格，也是最彻底、最能改变人们的历史的，至今也无法根本改变它对于人类的毁灭性打击，阻止它进入人们的进程，当然我们往往切身体验的是它带来的祸害，为人类造成的痛苦和苦难，而忽略了疾病很大程度地狙击了人类的自负，让人类正视自己之与自然宇宙的渺小和脆弱，正确地对待周边的一切，而不是越来越任性、越来越膨胀，开始有所自省畏惧，从新审视既定的路线方向，修正自身的航线。变与不变、同于不同，它们在时间轴上和三维空间的结合成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时空结构中显得难以把控，过多的考量和顾虑让我们犹豫，紧锁心绪，固步自封，简单鲁莽的言行方式又令我们草率行事，无法无天，乱撞乱闯，重大灾难面前急迫反应之后迅速有效的应急措施一直都是在高效运行中，同时也应该随时调节而不是以不变应万变，一招鲜吃遍天、行至天下而皆准的真经、真理尤其不适应应急状态，事态变措施就要变，对象变自然应对方式也要变，各方因素综合状态下变是迅速而敏捷的，当然应对的制度和措施体系应该是完整的整体，作为一个系统般的存在和行为，有着完善结构层次和有效的协调功能，宏观微观、战略、战役、中层、基层各个层级的调整自然不可能齐头并进，上下一般粗，应该是有先有后、有轻有重，轻重缓急不一样。天下大同的理想有时需要分清界限，千篇一律似的世界也许并不是理想的状态，治大国如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治理社会也似弹琵琶需要轻拢慢捻抹复挑，大珠小珠落玉盘，韵致方谐和、节律方动人，生命的节奏自然是此起彼伏，死寂的世界只能是生命的终结，一切都是相同的一致的，一切都是一成不变一蹴而就，那么也意味着生命力的停止，没有生机了还有所谓是人生的意义，还有所谓的人的全面发展？恐怕生存都成为问题。本末倒置，捡芝麻丢西瓜的愚蠢并不是罕见事，经常发生在我们所谓的精英阶层及其存在的组织，歧路丛生，打岔打乱了我们的正常思维，逻辑被打得七零八落，各种矛盾利益冲突组成了不同的智力集团，处于各自目的充当了这个打手，冲击我们的治理体系，蒙蔽了我们导致集体失智的发生，一旦形成这样的恶性循环将一直延续直至系统的崩溃，在废墟上重建新的秩序开启另一个时代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穷则思变，是求生的欲望使然，英雄为时势塑造，为环境所迫，被逼无奈；安逸中寻求变动，是觉醒、是精神最求的激情燃烧，为自己的内心的梦想，是主动、是心甘情愿，动力来自我们自己，环境和自己都是变化的主使，主动被动都需要根据依据事实本身和发展的需要，脱离实际的变与不变、同于不同都是错误的，没有事实的来龙去脉、是非曲直为基础谈论它们甚或都是不存在的、无意义的，更重要的是如何变与不变、怎么同与不同需要科学地研究出方向和措施，拿出切实的方案，必要的试验示范、适当的试错机会，结果的预期和全面推广，等等越是重大的变化，越是重大的决策都越要进行可行性的研究、咨询，从制度上、机制上保证其的慎重、严肃。今天，大部分的县市都宣布了防控新措施，这是变化，各地又各不尽相同，总体方向是改变前期的思路，取开放姿态，听到消息后五味杂陈，三年了，尤其这半年来的形势愈加明显的提示我们，调整的窗口期内抓住时机及时变通是多么重要，我们的智慧体现于此，我们的政策的灵活性体现于此，我们的执政能力和不足也体现于此，终于变化了，还不至于太晚，看到了希望。
二
内卷化理论是重新解读基层政府重负现象的一个视角，去内卷化是帮助基层政府减负、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途径。本文分析了内卷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和加深的直接原因，解释了为什么近些年对政府层面的改革动作很大，但成效有限甚至引发新问题的原因。对此，本文提出切换改革思路，利用组织外部力量——市场和社会力量解决社会问题，以此实现基层减负，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共同体。
虽然多中心治理强调去中心化是已经到来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但这不意味着政府要从公共领域退出或责任缺位，自上而下的机制是必需的，只是需要转变政府的角色定位。政府未来应作为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提供者与享用者之间的中间体，致力于制定制度框架和行为规则，减少多主体提供产品的制度障碍，激发其他主体的参与活力，规范其权责边界与范围，为其创造参与基层治理的合法合规的制度空间，促进政府向“购买者”和“监管者”的角色转型。如同凯文·凯利在《必然》一书中指出，社会和市场如同躯体，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就像是维生素，其存在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必须适量和适度，否则就会发生性质改变转换为毒药，或是因难以吸收而浪费，只有合适的剂量和频率才能激活庞大的躯体。如今，可以探索无数种方式将大量的不确定微量元素（社会组织）和定量的自上而下控制相结合，构造一个去中心化和共享的不断扩张却不会失控的可能性空间。
同理，鼓励市场和社会加入治理进程，并不意味着将社会治理成本向企业或社会组织转移，而是倡导业界改变对企业、社会组织的传统认知，改变学界中传统经济学、管理学中对企业角色定位的“伦理无涉”假设，通过赋权提高其权利意识和社会属性的认知，并发挥不同主体的独特优势，发挥其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利用数字技术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建设。
三
破解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三个困境 2016年02月22日 吴兴智
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微观设计，基层的治理现代化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支撑作用，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整体绩效。但从近两年我国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的实践不难看出，中央层面的治理已具有较为明显的现代化取向，具体包括顶层设计系统化、重点领域制度化和权责规范清晰化等，但在基层治理层面由于种种原因却仍处于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阶段，不少基层政府仍然沿用传统管理思维和方式来应对基层经济社会结构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和压力，不能从治理理念以及体制机制上做出变革，甚至表现出某种程度上强化传统治理模式的态势。当前基层治理现代化发展的相对滞后，既弱化了中央层面治理现代化改革的整体绩效，也制约了地方社会发展和地方善治的实现。
三个主要困境
基层治理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使基层治理体系和基层政府治理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有效解决各类现实问题从而推进基层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从当前基层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和基层政府治理实践来看，三个方面的困境制约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价值困境，表现为既有权力结构体系下的被动式治理问题。基层治理变革，首先需要回答“为了谁”的问题。但在现有的压力型体制之下，自上而下的任务分解和考核挤压了基层政府本应履行的社会责任，基层政府不得不将大量精力和资源用来应对上级下派的各种事务和发展地方经济之中。同时，基层政府作为国家政权在基层社会施行的代理人，往往成为民众利益诉求的最直接对象和民众不满情绪的最主要发泄对象。因此，当前基层政府呈现出明显的被动式治理特征，一方面，基层治理首要的是必须完成各类自上而下的任务安排，另一方面，也需要化解自下而上的各类问题诉求以回应上级对“稳定”的考核。在这种任务导向的被动式治理中，现代的治理理念与方式均成为一种纯粹策略性的工具选择，其治理变革缺乏自身的动力机制和外在的保障机制，这无疑与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背道而驰。
主体困境，即不同主体间的能力差异以及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的非均衡问题。治理主体多元化是治理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和重要价值所在。但在如何面对不断成长的社会力量和不断增多的参与诉求上，一些基层政府明显能力准备不足，治理方式上重管制轻协调、重堵轻疏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而囿于长期参与实践的缺失和公民文化发展的相对滞后，在基层治理中公民的民主素质和参与能力也成为制约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重要因素。主体困境的另一重要表现形式则是政府主导下的“选择性参与”问题，即社会参与的范围、广度和深度，很大程度上由基层政府选择和掌控，在一些非重大事项上政府往往乐意大力动员社会参与，而在一些涉及地方重大利益分配，特别是有可能涉及官民矛盾冲突的决策事项中，社会的参与往往是不足的，从而难以真正形成多元合作的基层治理格局。由此导致许多基层实践创新案例在受到学界褒扬和赋予民主价值之时，也被部分学者毫不客气地斥之为“民主秀”。
效力困境，人治似乎比法治更“有效”。法治化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必然要求，但在问题导向的基层治理实践中，依法治理的有效性往往面临着诸多挑战。当前，很多基层政府一方面苦于应对愈发增多的基层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却又将法治视作不能承受之重。“有法就没法，没法就有法”“摆平就是水平”的“人治”思维和行为仍然普遍存在。在基层治理实践中，一些基层领导的个人素质和能力构成了其人格化权威的基础，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软化，法治权威弱化。特别是针对一些棘手的矛盾事件，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刚性稳定”，往往采用权力压制或者无原则赔偿以息事宁人的方式，能够在短时间内“高效”地处理社会矛盾，却无法有效确立法治的权威性并将社会矛盾纳入制度化渠道，必然增加了基层社会治理和利益博弈的不确定性。
化解困境的可行之路
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其制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现代治理价值目标的实现，必须根据基层治理固有的实践性和多样性特征做出适应性变革。
经由标准化走向制度化，规范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规程。基层治理制度化的核心，在于基层政府权责和行为的规范问题。通过将基层治理主体和治理行为逐步纳入标准化规范体系，通过明确不同治理主体的地位、治理流程、互动过程等进行细化规范，对基层公共事务“由谁做”“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达到什么结果”等作出明确、具体、可操作的标准化规定，是实现基层治理制度化的有效途径。具体说来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通过设立权力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的形式，明确基层政府和多元社会主体的权力及权利边界；二是改革现行的信访等考核和任务分解机制，更加重视基层政府权力运行的规范性和依法治理的能力，不唯结果论英雄，防止权威和社会脱节乃至对立；三是治理过程的规范化，制定和实施适用于基层公共事务合作治理的流程体系，使基层治理的目标、过程和结果清晰明确，使工作责任可跟踪、可追溯。
经由透明化走向民主化，建立健全基层公共事务信息共享机制。有研究表明，能否获取相关信息是决定基层治理中谁能够参与公共政策和政策执行过程的关键影响因素。信息与民主发展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透明化的信息获取既能够确保基层民众的声音能够顺利地发出来，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防止基层政府利用信息优势来独享决策制定权和权力滥用。为此，只有建立使基层公共事务治理过程透明化的信息共享机制，才能有效解决当前基层治理中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广度深度和有效性问题。国务院2015年发布《大数据行动纲要》中也要求政府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在5年内实现政府数据集向社会开放。当然，信息的获取只是公民参与基层治理的重要第一步，在获取相关信息之后，问题就变为如何利用这些信息去提高公共事务治理程序和政府权力运行的公正性和责任性。当公民对政府的运行过程进行全面的审视和监督时，其作为纵向的行动者实际上扮演了横向的政府间权力监督与制约职能，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无疑是一种新的基层民主治理的实现方式。
经由协商化走向法治化，在参与和互动的过程中确立规则的权威性和认同度。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其实质是多元社会主体对公共事务治理规则的普遍认同和遵从。但法治规则如何由被动的服从走向主动的维护，是法治是否具有权威和能否获取认同的关键所在，这在基层社会矛盾的化解中尤其如此。良好的协商互动机制，能够从两个方面夯实基层治理的法治基础：一是它的规范性与程序性；二是它所确立的理性规则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多元利益主体间的大体利益均衡。为此，需要采用协商化的多元社会主体互动机制，充分发挥人民团体、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优势，吸引、凝聚各方力量，以村（居）规民约的民主制定和执行为载体，逐步引导群众参与社会矛盾博弈规则的确立，加强群众的责任意识和规则意识，构建超越利益固化模式的开放式和低成本的博弈机制，从而不断提高基层治理规则的权威性和实践效力。
四
如何走出基层治理的困境？2019/07/05
| 作者 周兼明
近日，大陆官媒《半月谈》发表文章，梳理了基层治理的“八大难点”：履职空转、目标错位、中层梗阻、“非常”滥用、担当走偏、弹性欠缺、结构倒悬、成本错配。文章认为，这些难点导致基层治理低效。随着社会转型加快，新问题不断出现，基层治理势必要打破一些条条框框的限制。但有些创新在实践中却进展困难：当向上级请示时，上级未置可否；一旦出了问题，上级就要问责。文章禁不住反问道：“上级不配合，基层哪敢主动创新？”
该文列举了大量事实——有的是中央和省里都出台了政策，但到市、县一级，却没了具体指导实践的细则，导致“履职空转”，看似人人经手，其实个个都不管，只在文件上划个圈；有些市、县领导是上面的事情往下甩，下面的问题对上瞒，原本是政府治理的“中间层”，如今却成了“隔绝层”“梗阻层”；还有的地方患上了“亮点依赖症”“创新强迫症”，非要玩点“花活儿”才算成绩，于是基层加班成了常态，疲于应付领导的“创新期待”，整天琢磨“造典型”“树样板”……
一边是基层治理空转，一边是基层干部超负荷运转，这已成为当下基层治理的常态。有乡镇一级的官员反映，一天只有约五分之一时间在干实事，其他时间都在开会、写汇报材料、迎接督查等，“辛苦一天，意义并不大，迷茫和挫败感很强”。
此外，运动式治理的思维定式也再次抬头，动不动就是“百日行动”或“专项整治”。这种运动式的治理，虽然能取得一些“吹糠见米”的效果，但后遗症也颇多。如报道中说的“非常反常，却成了日常”，因需短期内调动大量人力物力，打乱了原先的日常工作，使得日常治理反而出了问题；加上“专项整治”往往缺乏通盘考虑，很多短期成果并没有转化为长效运行的机制，运动一过往往又是故态复萌。
基层治理是政府服务民众的“最后一公里”，也是国家治理能力最为关键的部分，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众的感受。2019年3月中央办公厅也发出通知，要求“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并将今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但从目前报道看，“减负”效果并不理想。
细究起来，导致困境的根本原因还是长官意志说了算。正如《半月谈》中所报道的，基于我国的行政体制，上级政府较多利用各种体制内的责任书、考核目标形式，对下一级政府进行考核，而下对上、社会公众对政府评价的机制性约束、激励却很少。在“对上负责”独大的责任体系下，出现种种怪象也就见怪不怪了。
要真正改变这种困境，首先需认识到谁是基层治理的主体。这些年因过度强调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过于强调长官意志，从而弱化了民众的主体性。民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但在今天社会治理中，却往往成为了被治理的“物”和对象。由于民间组织与民众的式微，使得基层治理常现不从民众真实需求出发的情况，甚至为了实现政府治理目标、实现官员业绩，还出现了损害民众利益的行为，这显然属于本末倒置、主仆错位。比如近年出现的天际线整改、统一店招、“曼哈顿”改名“曼哈屯”等一类闹剧，背后都能看到长官“拍脑袋”的影子，没到民众中做足调研就一意推行，最终不仅浪费了大量行政成本，也伤害到民众利益，招来民众的反感和恶评。
其次，基层治理还需在法治化的轨道上运行，不能搞运动式、命令式治理。改革开放40多年来，基层治理一直在走向民主与法治化，基层的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制度也有了雏形。但由于近年来，很多地方官员将法治视为“不能承受之重”，长官意志横行，使得依法行政的氛围反而被削弱了。要改变这种困境，就必须加强民主与法治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动员民众参与到相关公共事务中来，这样的治理模式往往也更有成效。只有民众对法治的规则，从被动服从变为主动维护，才是法治能否获取认同的关键所在，这对化解基层矛盾也大有益处。
其三，要改变基层治理的困境，还必须用制度的方式规范基层政府的权责边界和治理流程。只有基层治理制度化、治理行为标准化，才能进入依法治理、多元治理的轨道。不单纯以结果论英雄，而是更为注重治理过程的规范与合理——这就需要建立基层公共事务的信息共享机制，让信息透明，确保全社会能听到民众的声音，从而防止基层政府的权力滥用。这其中，提高民众参与治理的意识和民主协商能力最为重要。只有当民众通过合法渠道可以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参与到对官员的任用和选择的制度中时，基层治理体系才能逐步走向现代化。
治国安邦，最重要的是基层治理，它不仅是一个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也是检验现代化治理水平的重要标准。如果总是压力“甩锅”、履职空转、中层梗阻、结构倒悬，基层治理就永远走不出困境。当下的基层治理，从某种程度上已表现出向传统治理模式“后退”的态势。这不仅削弱了中央层面的改革效果，也让民众对未来更加担忧。只有针对背后的体制症结，真正探寻改革办法，才能避免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窠臼。否则，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只会沦为一句空谈。
五
基层治理困境的体制性症结初探 2019年03月13日 陈朋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基层治理不仅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础，而且成为检视现代国家治理水平的重要参照。然而，督查检查频繁、问责滥用、压力“甩锅”、材料论英雄、政策打架等靶点，表现基层治理的诸多困顿。诱发基层治理困境的原因很多且错综复杂，其中，压力型体制、官僚系统科层制以及被异化的考核制是造成困境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压力型体制让基层负重前行
压力型体制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为了快速实现经济赶超和有效的社会调控，政府自上而下建立了一种以GDP和政绩为导向、以业绩奖惩和干部选用一票否决为调控方式的压力型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上级政府将经济社会发展指标和重点工作任务，通过签订目标责任状的方式逐层分解给下级政府，同时通过职务晋升和一定程度物质奖励的正向激励以及职务调整或一票否决式的反向激励，将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与下级政府负责人的升迁任免直接挂钩，以确保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
从实施成效看，压力型体制对于目标任务的完成成效显著。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也不乏备受基层干部诟病的压力“甩锅”。不少原本应该由上级政府完成的任务被逐层下甩，基层政府不得不承担很多不应承担也无法承担的任务。然而，层层重压之下的基层政府，要么因事务繁杂而疲于应付，要么因不具执法权而心有余力不足。
同样，频繁的督查检查以及因此衍生的系列问题大多也是源于此。从政治学角度看，督查检查是政治系统实现内部调控的重要手段，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问题是，在压力型体制下，有些督查检查过于泛滥甚至相互抵牾，基层要去应付很多没有必要、脱离实际的督查检查。重压之下，便衍生出基层治理的诸多面向。比如，有的迫于压力，不得不采取“业绩不够，材料来凑”的形式主义，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把“炸毛鸡”打造成“开屏孔雀”。这种以材料好坏来评价工作好坏的方式，一度成为基层治理的“硬指标”。它不仅破坏了我们党长期以来秉持的“实干”优良作风，而且滋生了“典型速成”等弄虚作假行为，进而使基层治理经常遭遇“不落地”“空架子”“肠梗阻”等尴尬境地。
正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于此之下，基层政府难免有“扛不住”的时候。而一旦无法完成目标任务，就会面临被问责的风险。客观而言，作为对权力运行状况进行有效监督的制度设计，问责本身并无过错。但问责一旦异化，不仅会背离问责制度的初衷，而且会严重阻滞基层治理的有效开展。
异化的“留痕”管理
作为一种管理方式，官僚系统科层制为现代政治生活提供了有效的管理工具。按照通行的解释，科层制是指权力依照职能和职位进行分工，以规则为参照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也就是说，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方式，还是一种层层节制的权力运行机制。在科层制下，公共事务的决定以政策“文本”和上级命令为依据，日常事务的处理遵守严格的规章流程，对各项资源的优化配置则按事先确定的标准来执行。自20世纪初，科层制日渐盛行。从实践来看，它呈现出“按分工原则专精于本职岗位的专门化、按职级划分上下级关系的等级化、严格按照规章流程办事的规范化、按资格授予职位并根据成绩决定晋升加薪的技术化”等特征。从这个角度看，科层制确实能给官僚系统的日常管理带来效率，同时也能通过机制设计来规范权力运行过程，减少权力腐败的空间。
在现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科层制同样嵌入官僚系统的日常运行之中。以其追求按规章流程办事的规范化为例，为促进干部在日常工作中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它提倡留痕管理。比如，在安全检查、环境保护、扶贫攻坚等领域，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录像等方式对开展的工作采取留痕处理，正在广为应用。客观而言，这种留痕管理有其必要性和突出作用。它既能还原工作落实的具体情况，还可以检验决策程序的正当性、工作过程的完整性和实施结果的有效性。当出现问题时，留下的痕迹还能作为调查取证的重要参照和佐证素材。然而，对规范化理解有误而导致方向走偏的留痕管理就会变成“痕迹主义”。这在基层治理中已经显现并有蔓延之势。比如，不计成本不问代价、只顾“绣花”的留痕就是如此。从其复杂原因看，形式主义固然是留痕管理异化为痕迹主义的重要诱因，但是科层制的内在特质亦是重要推手。
痕迹主义只是科层制诱发的基层治理困境之一。其实，干部慵懒、幸福感缺失等问题也与此密切相关。科层制要求实行严格的等级制、规范化、专门化。从技术理性的角度讲，这确实有助于科层制管理的贯彻落实，但是也会让官僚系统职场中人们创新精神日渐消退、奋斗意志逐渐消弭、进取精神不断消减。因为过于追求技术理性的科层制管理，不仅使基层治理体制变得僵化紧绷，而且让基层干部时刻战战兢兢。于此之下，“不怕没创新，只盼少出错”、幸福感流失严重等问题随之而来。因此，在基层治理中经常出现一种悖论：上级不断强调并通过各种考核评比来推动基层工作谋求创新创意，但是基层干部却不敢有丝毫创意和“想法”，只想着赶紧过关完成任务。其结果，不仅导致工作应付，而且让基层干部找不到实现自我价值的感觉。这正是当前一些基层干部失去干事创业精气神，做“推手式”“摆拍式”“二传手”等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干部的重要诱因。
失灵的考核“指挥棒”
从维系政治系统的正常运转来看，一定程度的考核是必要的，能在政治系统内部形成完成目标任务的动力和压力。因此，考核也成为维系压力型体制的一个重要支撑。然而，这往往导致上级政府在制定考核指标时，较少考虑基层实际或者民意需求。更为严重的是，考核指标一旦确定，就会成为基层政府日常活动的“指挥棒”。一旦“指挥棒”失灵，就会让基层干部面临“干非所需”的尴尬，很多群众期待满足的需求无法得到解决，而无关需求或“锦上添花”的事情却接踵而至。
当然，因考核而诱发基层治理面临诸多困境并不完全在于考核指标失当，考核过程不当也是重要的原因。由于整个考核链条过于重视考核结果而忽视对考核过程的管理，从而导致考核过程出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进而衍生“材料论英雄”“典型速成”、数字治理甚至数字造假等诸多基层治理难题。此外，由考核而引发的基层治理困境，还与“多头考核”直接相关。按照目前的政府管理体系，“条”与“块”都负有基层治理的重要责任。在不断强化问责的当前，为降低因失职而被问责的风险，同时也为推动基层政府更好完成自己条线范畴内的工作任务，“条条”便通过各种考核来督促基层干部完成任务。然而，在“条条”自身的职责分工都尚不明确的情况下，由其牵头实施的考核很难做到清晰明了，大多是各管一面甚至相互抵牾，“政策打架”等问题时有发生。
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压力型体制、官僚系统科层制和被异化的考核制度让当前的基层治理陷入困境，难以实现既定目标、肩负应有使命。这说明，在关注基层治理问题时，不能仅仅看到其现实困境，而应深入分析其背后的体制症结，并据此探寻有效的解决办法。唯有如此，才能避免陷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窠臼，继而真正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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