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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夷所思二二三@365

(2022-09-27 19: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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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杂谈

文化

2022年9月27日 星期二, 晴  15/27。

今天,为村里今年考取大学大专的15名学子举办欢送仪式。本来是新学年之前8月底就要举办的,因为疫情突发,一切都变了,大部分的新生都在家,估计国庆节后陆续开始踏上求学之路。由于村委会干部通知得晚了,原定11点开始的拖后到12点,村干部还因为其他事顾不上,今天的议程支部书记只匆匆坐了一会儿就离开,原定的讲话也都落在我身上。仪式简单,首先是15名同学介绍自己,11个女生,4个男生,其中两个由母亲代为参加,由于害羞,基本都是来自那个小队,考取了那所学校。队员为他们戴了准备好的红花,我先祝贺他们考上大学,主要是新疆各地州大学大专的各类专业,有两名考取了广州中医学院和兰州冶金学院。提出三点希望,努力学习,身体健康,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心存感恩,不断前行。参观村四史馆,由队员带领并讲解。发放了纪念品,为每位同学购置了28寸的行李箱。最后合影留念。年轻人是希望,也是群众工作的重点,也是宣传工作的重点,更是维稳工作的重点。可是,目前村里的工作中对他们还是不够重视,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也不够关心,必要的工作和应有的仪式都较为简单和缺位,主要的原因还是没有将他们列入议事日程,对下一代对老一代还没有腾出功夫和精力上心。其它事务已经占据了两委的主要的工作日程,这些事务轮不上顾不上。也许仅仅温饱和小康的实现,还不足以让人们有这么大的转变,不足以让人们尊师重教、崇尚知识,这里的人们还并没有意识到考取学校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据了解,家长和家庭对考学至少还达不到内地那样的重视程度,比如拜师宴、考学宴请流水席等这些内地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相互攀比被视为必不可少的流程和礼尚往来,在这里远远没有那么些的仪式感,也没有那么的隆重事件。不同之间是习性,是认知,是文化,是观念,倒也没有什么好与差、先进与落后之分。过度的文字崇拜,不切实际的文化构建,脱离世俗生产生活的文化至上主义的精神追求,传统意义的重文轻武,这些都是一些治世能人所不齿所诟病的弊端。如果我们的教育结果,那些一代又一代的文化人都不为世界接受,成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食利者,那些看上去很美的武不能战、文不能写的精致的利己者,那些啃老族、回避世界依赖他人的寄生者,失败是必然的,彻底的,无法挽回的。内地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养成了这样的文化取向,人们对于学习上学有着根深蒂固的追求,将其作为人生的最为重要的元素,倾尽全力,用尽心血,聚精会神,动员一切资源和力量,甚至不惜动员社会力量、亲戚力量,成功也不仅仅是个人的成绩,也会得到众人的尊敬、认可,金榜题名是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大事,岂有不热闹的理由,哪有不摆酒不请客的道理?范进中举自然是不可取,可又是社会的风景线,人世间的痛彻心扉的经历。科举制度一度被国人的激进分子批为封资修的最高形式,是误国误民的罪魁祸首,甚至为英国人约瑟夫定为十四世纪中国没能产生现代科技的重要原因,为一些专家视为中国近代史落后屈辱的制度根源。打倒封建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便是废除科举,便是取消考试制度,以至于废除了科举制度的现代版,也即高考多次被推向风口,以至于现在也没有结束。科举的存废之争,高考的废立之间,放不下人们赋予其的情感世界,更无力承受世间人们的恩怨情仇,他们也不过是人们的思想理念在某一特定时段的一个产物和制度安排,如果像我们所一贯做的那样塞进去太多的东西,赋予其太多的内容,它本身也就变为一副皮囊,失却了本身的内容和意义。同样是高考,被废除时是革命小闯将的绊脚石,被恢复时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号角,都有人们的充分理由,都有自己的动机和取向,他们都对了吗?他们都错了吗?无非是各取所需,各得所得,天地之间有杆秤,循环往复中良心发现、良心泯灭。江德福告诉我们,有知识不见得有文化,没文化不见得没智慧。讲的这一堆,也就一个意思,学习、知识、文化是阳春白雪,是人类进阶高级所向往的高处,为人们所景仰、所崇拜,可是这种念想一定要适合而止,防止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怀疑何似在人间。学问如果走向酸腐,知识者只剩下文质彬彬,这不是社会的幸事,它是内卷的开端,是内斗的催化剂,也是社会衰亡的标志物。寄语这15个青年,希望他们的也是希望我自己,他们比起我还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多的试错机会。路只有自己一步一步走,宽广坦途抑或荆棘丛生,全凭社会的进步、自己的造化、命运的归宿。我实难提出什么忠告,有的只是良好的祝愿,都是孩子,都要走向社会,走向职场,这一步是他们最关键的几步之一,需要指点,需要给他们勇气。这时候的一点一滴会影响他们一辈子,但愿这一杯水浇灌出来的是他们的健康成长。想起40年前的这个时间,我的父亲母亲为我准备的行李箱,一个家里用了十几年的木箱——父亲从山里河沟里将倒下的死树拖回家用了一年时间打的几件家具之一,装入了所有的我的用品,这个箱子跟着我坐火车经过三天三夜来到陕西的杨凌镇,被搬入宿舍陪我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又随我回到新疆,交给父母家里,现在大概被放入了地下室的某一个角落。由于箱子比较大太重需要提前办理托运手续,那时请来帮忙托运的司机师傅看着排队忙碌样子的我和父亲说,为什么不在新疆上大学,免得这么多的麻烦,省事。是呀,现在的孩子们上学的行李都是轻便的多,缺什么东西随时买,不必像那时候那样什么都要带齐全免得花钱。这些孩子打理行装自然要比40年前的我好多了,可还不都是富足的家庭,多是农家子弟,也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能力为他们花几百元买一个像样的行李箱。看着孩子们高兴的样子,临走洋溢着兴奋的眼神真诚地向我道一声谢谢,我和队友们觉得这事儿做对了,值得。
唐代的科举制度在继承隋朝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科举制度作为一项考试兼选拔人才的制度,其直接结果必然会出现及第者与落第者两大群体。及第者会受到政府表彰并赐予官职,从此身份显赫,步入仕途。而落第者大都会心生不满,这在唐朝众多的落第诗中便可发现,如唐敬宗时期的宰相李程,其子李廓在落第后便作诗道:“榜前潜制泪,众里独嫌身。气味如中酒,情怀似别人。”这便是士子落第后的心理状况的真实写照。经落第之后,士子或继续应试,或转从他途。总之,唐政府并没有颁布有效的政策来安抚广大落第士子。
唐朝时期
唐朝的科举考试不同于后世,唐朝的科举考试包括四大类:常举、制举、武举和科目选,常举包括秀才、进士、明经、明书、明法、明算等,制科如博学宏才科、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等等,可谓科目众多。从应试举子角度来看,应试者在某科落第之后,亦可以攻读别的科目。
而从政府角度出发,科举考试本就是为了选拔人才而设置的一项制度,加上众多的考试科目,政府便不会将太多精力放置于如何安抚落第群体的问题上。虽说唐政府并无明确的落第政策,但落第政策却是在落第者的需求与统治者巩固政权的双重刺激下产生的。
因此唐代时,科举落第政策便开始初现萌芽。曲江宴饮是唐代最为著名的宴饮活动之一,是举子们为了庆祝及第而参加的一项重要活动。唐代曲江宴十分隆重,据《唐摭言》记载“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几于半空。公卿家率以其日拣选东床,车马阗塞,莫可殚述。”曲江宴饮不仅是进士们为了庆祝的宴饮活动,而且吸引了大量的达官贵人观摩选婿,甚至皇帝都会参与观看,可谓风靡一时。
但最早的曲江宴却是科举落第士子自发组织,借酒浇愁以抚慰其落第后的郁闷与愤懑。《唐摭言》中记载道“曲江大会,比为下第举人,其筵席简率,器皿皆隔山抛之,属比之席地幕天,殆不相远。尔来渐加侈靡,皆为上列所据,向之下第举人,不复预矣。”随着时间的推移,曲江大会筵席越来越侈靡,并逐渐为金榜题名的新科进士所占据、取代,从而发生质的变化。
但最初由落第者参加的曲江大会却充分表明士子落第之后急需安慰与安抚的状态,是落第群体表现自身诉求的积极表现。如果说曲江大会是落第者的一种自发诉求,那么对省试落第举人发放绢粮,则是唐代统治者对落第者采取的一种优抚政策。如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十二月,吏部省试后,“其下第人各赐绢五疋,充归粮,各勤修业。自是考功之试,永为常式。”
唐政府为了安抚并鼓励省试落第的举人,在其落第之后,奖励其绢匹与粮食,以激励广大落第士子继续上进。这一措施的实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广大落第举子,而且鼓舞了大量的应试举子,使得更多的人参与到科举考试中,从而极大促进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
而无论是早期由落第士子参加的曲江大会,还是唐政府对于省试落第举人发放绢粮,都反映了士子落第后的急需安慰的心理,而唐政府对于省试落第举人发放绢粮也正好满足了落第士子的这一心理,两者表明不论是社会还是政府,都对落第这一群体开始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仍没有明确的落第政策来对这一群体进行抚慰。
至唐末,连年起义、战争不断,虽说是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况下爆发的,但亦与落第问题有极大关联,一些科举落第者在上进无门又得不到有效安抚的情况下,将自身的“不幸”转化为对唐政府的不满,从而走上对抗朝廷的道路,对唐政权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唐末的黄巢之乱,黄巢因屡试不第又未能得到合理安抚,从而起义对抗唐政府。亦如宋人王栐所言:“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
因此,面对这种情况,五代时期的统治者便对此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安抚。《旧五代史》记载,后唐天成中(926-929)“贡院旧例,放笺之日,设棘于门及闭院门,以防下第不逞者。”士子落第后,心生不满,必然会造成极大危害,因而政府便会紧闭贡院大门,以防落第者造成混乱。
五代时期
而为了更好解决这一问题,五代时期的后唐,对于落第举人有很好的优待,如“长兴三年正月戊申,诏选人文辞不合式样,罪在发解官吏,举人落第,次年免取文解。”举人落第后,照例应取解后方能参加省试,“免取文解”这一措施极大地方便了落第士子,既使得举人免受往返本贯取解的劳苦,又能够免除激烈的府解竞争,从而能够拥有大量时间投入科举学习,获取功名。这一政策虽说是在战乱不断的时局中的一种特殊情况,但未尝不能说明政府对于落第群体的逐步重视与优待。
又如长兴四年(933),“今年举人,有抱屈落第者,许将状披诉贡院,与重试。如贡院不理,即诣御史台论诉。”抱屈的落第者可以向贡院申诉,并要求重新考试,如若贡院不予理睬,便可向御史台申诉,并由御史台直接插手科举考试。这一措施的实施,保障了科举考试的公平性,体现出政府对于落第者的愈加重视,亦是统治者抚慰落第士子心态的一项具体表现。
至后晋时,落第矛盾进一步显现,如后晋天福三年(938)三月,崔棁奏请道:“每驳榜出后,则时有喧张,不自省循,但言屈塞,互相朋扇,各出言词,或云主司不公,或云试官受赂,实虑上达圣听,微臣无以自明。昼省夜思,临深履薄。”崔棁对于落第者有极为清晰的认识,因此令落第举人“任自投状披陈,却请所试,与疏义对证,兼令其日一甲,同共校量。”这一措施的实施极大填补了士子落第后的不满心理,通过再试的办法,使得落第士子感知考试的公平性。
至后周时期,亦允许落第士子向贡院申诉重考。总之,无论是五代政府免于落第举人取解,还是举人落第后向贡院申诉重考,都表明政府已经认识到落第问题的重要性。免取文解、重试的方式虽说是政府为了防止落第者闹事而采取的办法,但却从侧面体现出政府对于落第群体的愈发重视。
唐和五代时期的一系列措施,虽说不是政府特地为落第群体颁布的安抚政策,但却体现当时统治者对于落第群体的初步重视,是政府在顺应落第举人需求与巩固自身统治前提下做出的安排,对于后世政府明确的安抚落第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说,唐五代时期处于科举落第政策的萌芽时期,是统治者实行大规模安抚落第政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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