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许多大城市，应该考虑的是“不发展”，而不是“发展”

在一场夺去79条生命的暴雨后，出现了很多有关北京市在危机发生时是否处理得当的讨论，但较少评论关注到这场天灾是否也是对城市“发展极限”的一个提醒。

天灾本身具有相当的不可预测性，相信这趟雨灾后北京在引水道建设上会有很大改善。但若换成另一种形式的突然灾害，危机可能也很难避免。因为一个核心问题是，中国主要大城市的人口每年以3%-4%的速度在增长，按一两千万的人口规模来算，这些大城市每年增加的人口接近50万。

以北京为例，在当地生活的人都清楚，严重塞车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一方面是因为北京特殊的首都地位，部委的公车特别多。既然北京作为首都的身份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改变，塞车本身（特别在市内道路几乎建造充分的背景下）就传递出了一个“过度发展”的信号，那么北京等大城市应该考虑的是“不发展”而不是“发展”的问题。

拿北京市来说，2011年时工业GDP占全市GDP的20%。对一个首都和历朝古都而言，工业还该不该继续存在都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在北京市的“十二五”规划中，还乐此不疲地讨论着要如何大搞“战略性新兴产业”。试问在北京这片寸土寸金之地，为何还要腾出地方大搞新能源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航空航天等工业产业？

除工业外，另一个北京正在大力发展的产业方向，则是所谓的“首都经济”。意指所有大型央企和外资企业都把总部设在北京，因为要跟政府部门靠得近一点。不能否认，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它的持续发展是北京及其市民所能承受的吗？过去几年间，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房价激升的主要原因，就是它们统揽了各类经济活动，从而吸引了很多人乃至外国人到此工作，随之而来的住房需求带动的投资需求，推动了房价的上升。

因此，若中国的特大城市开始转变执政思维，以“不发展”来替代“再发展”，那么现在很多困扰中国的问题，如大城市的房价和拥堵等，都会得到更大的解决空间。另一方面，对于一个人口不是过度饱和的城市，突发灾害可能带来的冲击会小一些，救灾应变也更容易些。

实际上，以中国城际高铁的发达，完全可以实现将企业总部迁至北京以外一两百公里的新城市，再以高铁将之与北京联结起来。

但是要推动这样一个工程，需要中央政府牵头让央企带头“迁都”。这个举动的体制难度虽大，但它可为北京腾出大量再发展的空间，而房价上升也将得以遏制。从更长远计，作为一个大国首都，北京是否应该保留其他的商业功能，是另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一个观点是大城市的基建成本较低，因此搞多功能的大城市相比发展大量的小城市，是较优选择。这一观点不无道理，但究竟这些成本是否也有一个临界点？当一座城市的规模达到一定水平后，为这所城市提供基建的成本将逐步上升，再继续发展已不划算。

举例来说，基于市区极高的拆迁成本和对当前大量经济活动的干扰，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提供基建服务的成本已经很高，而且会继续上升。

最后，如果要中国的大城市改变思维，多考虑“不发展”而不是“再发展”，可能还需要整个国家行政体制的一个重大转变。

目前评核中国官员绩效的标准中，GDP增长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指标，因此中国的地方官员才会不断思考该推出怎样的新产业。这意味着，如果要改变中国大城市的发展模式，就必需推行一个新的官员绩效评估模式，例如在主要城市中订立一个最高GDP增长速度的指标，如果GDP增长超过这个速度，则有关地方官员应被扣分，而非加分。

2012年8月13日刊载于《新世纪》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