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发挥奇效，其前奏也同样震古烁今。秦孝公颁布的“求贤令”既是雄文，也是奇文，更是宣言，还隐藏着秦百转千回、奋起图强的密码，答案就在文本之中。

求贤令指出的问题。求贤令之奇在是一篇公开的自我批评，在于以透过表象看到本质。内因、外因共同推动事物发展，但是内因是主要的。秦陷入落后挨打的窘境，根本原因在于“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四朝不宁的共同问题是君位传承不稳。“躁公卒，立其弟怀公”；“灵公卒，子献公不得立，立灵公季父悼子，是为简公”；“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静静的文字背后，是跌宕起伏、内耗不止，“丑莫大焉”。厉共继位前十余年，齐国权臣三弑其君；厉公末期，晋国三家灭智氏，秦也深受影响，秦史真实记载当时各国乱象，“景公四年，晋栾书弑其君厉公”“景公三十六年，楚公子围弑其君而自立”“哀公八年，楚公子弃疾弑灵王而自立”。“履霜坚冰至”，秦本能高度警惕，也不懈探索，深感必须进行强干弱枝的变革，打造内核稳定的政权框架，这或许就是商鞅变法前的思想准备。

求贤令发布的时间。秦孝公继位元年就发布求贤令，与其说是少年君主血气方刚，不如说是明睿之主承接献公之教，两代秦君的一致共识，根基稍固之后，必须抓住稍纵即逝的时机奋起求变。在内部，献公以石门之战、少梁之战的开创式胜利，稳固了秦君对于军队的绝对掌控，奠定了秦君的无上权威；以迁都栎阳，开辟了秦探索新政的试点，新兴的有地有产者代替了公族的旧有利益者，这些形成了孝公求贤求变的政治基础。在外部，三晋相攻不暇，强大的魏国深陷东部战线，这是秦难得的窗口期。因此，秦孝公颁布求贤令没有丝毫犹豫，“至其当发，间不容瞬”。

求贤令针对的方向。群雄竞争，首要问题是搞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要把自己人搞得多多的，把自己的能人搞得多多，把敌人的能人搞得少少的，此消彼长才能强弱转化。当时秦要搞变革，献公是摸着石头过河，本国人才极度缺乏。求贤令草拟之处，着眼就不限于秦国，文末最后一句，“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同列“宾客”“群臣”充分说明秦渴求天下之才；把“宾客”置于“群臣”之前，反映秦之决策层对于“强秦者”可能来源于外部的基本判断。求贤令不是秦国内部文件，对外传播必然有重点方向。魏国是秦的头号劲敌，也是战国变法的发源地，“西河学派”人才鼎盛，如果魏才秦用，实现此消彼长，必是秦之大幸。商鞅入秦不是偶然，而是讲方法、抓方向、不懈努力后的结果。

求贤令的激励政策。处非常之时，行非常之策，徕非常之士。求贤令对于“强秦者”的慷慨是极富吸引力的，“尊官”、“分土”是顶格待遇，既尊且贵，也成为以后秦国人才政策的基石延续下去，同时也成为秦国激励国民的基本思路不断深化。从春秋到战国，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所争为何，所鸣为何？大体都是阐述如何富国强兵，同时保持有序发展的社会结构，安定人心、满足需求成为关键问题。在“尊官”、“分土”的思路引导下，秦发展出二十级军爵制度，国民及入秦者都有机会分享秦国发展和扩展的成果，新兴地主集团置换原有利益团体，辅之以高效集中的治理体系，整个国家如同加注满燃料的机器、高速运转起来了。怯于私斗，乐于公战，闻战则喜。

自我批评如果诚恳，大概都会比批评更加深刻，“求贤令”诞生于痛定思痛、将起未起的变革前夜，以自我批评启动自我革新，因而鞭辟入里，直抵要害。漫漫苦楚，知丑去丑，治标治本，道归于一，秦大出天下就在情理之中了。

附：求贤令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

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

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

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