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代，荀子曾游历当时诸雄，评价秦国“四世有胜，数也，非幸也”。此语反映了荀子的两个感受，一是秦的战略执行力强、每一代人都有重大进展；二是秦之大政延续性强、数代人一以贯之。考察自献公以后，数代秦王的元年、末年的作为，或许会对秦国“接力棒”的传承有更多直观认识。

秦献公继位，元年“止从死”，次年“城栎阳”；末年“与魏晋战少梁”。三十年流亡，四十而立，献公对于列祖列宗复兴之望有强烈共鸣，团结、东进，建新都栎阳，不再有片刻犹豫。献公的父亲灵公对河西少梁耿耿在怀，曾击少梁、“城籍姑”，与魏国反复争夺黄河渡口。秦献公的谢幕之战，也是在少梁击溃魏赵联军，为完全收复河西打下基础。

秦孝公在元年颁布求贤令，“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十九年“城武城”，二十四年“围合阳”。如果细加分辨，孝公的求贤令本是国中之令，却大概经过了“定向”的国外传播，指向魏国。究其原因，应是献公之教、孝公从之，魏国显露颓势，正是搜罗其人才的大好时机。孝公后期不遗余力，控制武城、合阳，本质上是巩固控制洛阴，持续瓦解魏国的河西防御体系，完成献公遗愿。

秦惠文王元年游猎汉中；更元九年，秦军大举南下，攻取巴蜀。惠文王“游猎”的目的，既不是游，也不是猎，而极有可能是一次战略侦察。对于汉中、巴蜀的重视，不是开端于惠文王，而是起于孝公、献公，甚至远至哀公对秦国发展的战略思考。缪公时代，秦就有“双头鹰”的设想，献公“复缪公之故地”，不仅向东，还要向西、拓展后方。孝公元年的东西出击也是强力呼应，对于西南方向的巴蜀必有整体考量。惠文王在继位后不久，就亲自前往秦蜀交界的汉中行猎，正是有了身临其境的切身感受，他日庙堂之上面对东进和南下之争，惠文王心中有数、一锤定音。以此而论，秦数代筹措谋划，时机一至，万弧挺刃，势如破竹。

秦武王元年，“与魏襄王会临晋”；三年伐韩，四年“拔宜阳”，实现了“车通三川”的夙愿。伐韩东进，是惠文王时代就清晰起来的设想，但因当时要务是伐蜀、紧随其后是秦楚鏖战。强国不做选择题，宜阳之战的胜利是对惠文王时代构想的强力回应，虽然武王之后猝然离世，但这已是秦的豪迈宣告，将大出天下、争霸中原。

“接力棒”交接有序，国家稳步发展，是结果而不是原因。战国诸雄并起，无不望变法图强，然能一以贯之、持续接力者，唯秦而矣。秦徘徊百年，深知必有所守，方有所变。道定于一，法应于势，众合于国，计出于谋，一步一重天，战略“复利”逐步放大，终有所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