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经历献、孝两代积累，拓展版图已经箭在弦上。惠文王后期曾在南下和东进之间反复斟酌，但现实中大国发展没有选择题。当秦顺利占有巴蜀后，东进是必然之举。然而怎么东进，仁智各有所见。

大国婚约是观察大国战略变化的窗口，秦与各国的联姻折射出东进思路的不断调整。秦若东出，一是越河东，入上党，居高以临天下，此法应联韩制魏；二是出崤函，通三川，挟二周号令群雄，此法应联魏制韩。孝公、惠王时代，秦与各国广为婚约，樗里疾之母来自韩，秦武王之妻来自魏，可见此时秦之策略犹在摇摆之间。

若秦出崤函，楚必震动，可能引发两强碰撞，较为激进。秦、楚久为友好，相互支撑，但惠文王末期，秦楚接连大战于丹阳、蓝田，顾忌已无。秦武王是惠文王的后继者，坚定主张东进，更准确地说，是坚定的联魏伐韩派，他曾言，“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以此作为毕生大愿，认为此可“死而不朽”。当时秦国右相为樗里疾，是势力雄厚的本土派，也是传统派，对于伐韩窥周保持“冷静”。因此，秦武王顶住巨大争议，“不听群臣父兄之议”，任用左相甘茂为帅，发动了对韩的宜阳之战。

会战宜阳对于秦、韩两国来说都十分艰巨惨烈。宜阳是韩仅次于国都的大城，“城方八里，材士十万”，储备充足，外围还有二十万韩军以及楚国景翠军团支持。秦军精锐尽出，秦武王信守“息壤之盟”，毫无保留地连续增援，苦战大半年，付出巨大代价后，终于攻克宜阳，重挫韩国，天下也为之一震。

攻克宜阳艰难，守住宜阳更加不易。由于伏牛山、秦岭的阻隔，秦国本土和宜阳之间的联系只有狭长的崤函通道，即使秦军占领宜阳，又攻取了黄河北岸的武遂，从地理格局看，也难以形成有足够纵深的立体防御体系。因此，单点突出的宜阳实质上不具备战略价值，此后形势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即便如此，秦克宜阳，依然是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成功。

武王不一样的东进尝试，极大深化了秦国对天下格局的认识，知难而变，变而求进，无难不克。南线不亮北线亮，此后跨越黄河、沿河而进成为秦东进的最佳选择。河东、河西、上党，三步之行、四世之功，一步一重天，非幸也、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