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宁波走访朋友后，是自由活动。市内最值得一去的是天一阁。

缠缠绵绵的雨，湿润了路面。几片落叶，在阵风下瑟瑟翻动。沿着月湖的林荫道很安静，也少有行人，偶尔一辆汽车无声地滑过。拐进僻静狭窄的马衙街，就是一座黛瓦砖墙黑柱马头墙高耸的大门。“天一阁”三个鎏金大字分外醒目，不禁令人心生恭敬。

进正门，迎面，就是闻名遐迩的藏书楼。这是一幢历经沧桑的两层木结构楼房，典型的江南建筑。巨樟、青藤和斑斑苔藓的青石台阶似在无言地诉说岁月的风霜。走进满是浓厚书卷氤氲的藏书楼，即便是与文字无缘的人到此也会息声屏气放慢脚步，生怕惊动了这里的百年书魂。

天一阁原是明代兵部右侍郎范钦的私人藏书之处。范钦，宁波人，明代嘉靖年间进士。他为官正直刚毅，他曾面斥权贵贪赃枉法，含冤下狱后，仍气节不改。连权奸严嵩对他也畏惧三分。后晋升为兵部右侍郎，但他不愿赴任，便去职还乡，归居宁波月湖畔，于八十一岁时去世。

范钦平生喜好觅书读书藏书，每到一地都遍搜古籍奇书，包括实录、邸抄、揭贴、招供、方志、进士登科录、传记、诗文等，最终积聚书册七万余卷，仅明代地方志就有两百七十余种，半数以上是海内孤本，并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倾囊建造了这座藏书楼。

为了保管这些书册，范钦煞费苦心。藏书最怕火，唯有水能克火。五行学说认为，数字“一”和“六”均有水的含义，为达到以水制火的目的，范钦按《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说命名了这座藏书楼。

天一阁面积不大，两层的楼房，楼下用木板分隔成六间，楼上是一个大通间，全楼结构均遵循“天一生水”的原则，成“天一地六”格局，甚至连书橱的尺寸也皆符六一之数。藏书楼旁还建一水池，蓄水防火，也起名“天一池”。“天一池”与藏书楼墙外的月湖相通，确保池水源活。

宁波地处海滨，空气潮湿，水虽能克火，但水气大了又易使书籍纸张霉烂。范钦便利用幽长的通廊和堂阁长出檐等方式接引穿堂风除潮。他还在每个书柜下都放一块可吸潮气的石灰石，在书柜中放置芸草以防蠹虫蛀坏书籍。他还规定无论何时，烟火不得入楼，以绝火灾。

范钦一生，爱书如命。为了保存书籍，他制订了严厉的家规：书籍一旦入楼，绝不出阁，更不得外借他人；而且，只有直系子孙方可入阁读书，力保无散失之患。如果子孙擅自入阁、或是借书给外人、以及引领外人入阁都将给以严厉的惩处：取消其祭拜先祖的资格，无一例外。要知道，在那个时代，不能参与祭祖典礼就等于被逐出家门，是门第中人最大的耻辱。

有记载，范钦的侄子范大澈羡慕天一阁藏书，屡次前去借阅，范钦都不肯答应。范大澈故而下决心不惜重金，搜遍海内异书秘本试与范钦一比高下，后来也成了知名的藏书家。

当时宁波知府丘铁卿的内侄女也酷爱读书，为了能目睹天一阁古书，便手绣芸草数百，又借防蠹香草之名更名为钱秀芸，还嫁给范家子弟。却由于范家家规严厉而无法登楼读书，结果抑郁而终。临死前，她哭着求丈夫将自己的尸骨葬于天一阁近旁。

历来成家易，长久留存却难。作为藏书家的范钦同样也遇到了如何将自己用一生心血换来的藏书永世流传的大麻烦。由此，范钦朝思暮想的是如何把自己的嗜好与成果变成一种绵远流长的家族遗传。范钦临终前，立下了“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训。同时，他在弥留之际将家产分做两份，一份是万两白银，一份是藏书楼，并召来长子范大仲和二儿媳（二儿已故），任由他们各自挑选一份。二儿媳要了白银，她说，我一个妇道人家要书有何用？范大冲毅然要了书楼，他也爱书如命。临了，范钦又将百亩农田交给范大冲。说，田亩是为了养书之用，绝不可变卖。

范钦的目的，是希望后世子孙如果选择了藏书楼，就要义无返顾、倾尽全力去完成保护好藏书的使命。尽管保护藏书楼可能是一场无期无利益的苦役，但不管怎样，得书者美名流传，要银者万两白银早就不知丢到何处，还被人嘲笑至今。

范大仲没有让父亲失望，他不仅继续努力扩增藏书，还立下规矩：藏书归子孙共有，也要共同管理。从此，子孙各房分管藏书楼和各书柜的一把钥匙，各房不齐集，不得开锁，从规矩上保证了藏书永久不失。面对沧桑变故和世人的窥觎，能够使藏书楼维持四百多年，远比创建一个藏书楼更难，范家后世子孙的毅力可敬可佩。

然而，不准他人登楼看书，那藏书的意义又何在？这又每每使范氏后人陷入困惑。

百年之后的康熙十二年（1673年），有个叫黄宗羲的读书人叩响了“天一阁”那总是紧紧关闭着的黑漆大门。与范家是宁波同乡的黄宗羲是清代一流的大学问家，无论是他的人品、气节、学问都深受时人钦佩。面对着学术泰斗的诚心恳求，范氏族人终于鼓足勇气，冒着悖逆祖训的罪名，经过家族会议，迈出了打破族规接纳外姓人登楼的第一步，为大学者黄宗羲开启了藏书楼的铜锁。

百年来，黄宗羲作为外姓人首上天一阁，他狂喜的心情可想而知。当他读到许多罕见的藏书时，竟令他激动地手舞足蹈。他随即编著《天一阁书目》，使天一阁藏书为世人所识，从此，天一阁蜚声天下。

其后，陆续又有许多知名学者如李邺嗣、万斯同、徐乾学、全祖望、袁枚、钱大昕、阮元、冯登府、缪荃孙等先后登楼读书。

又是百年之后，到了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为修撰《四库全书》，乾隆下旨广征天下之书，并求藏书之法。结果天一阁因“鲁殿灵光，岿然屹立，插架之丰，称雄宇内”使乾隆眼界大开。天一阁进呈古籍六万余册，其中96种被收录在《四库全书》中，有三万余被列入存目。天一阁的精髓与生命终于融入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长河之中。

当时，《四库全书》共誊写了7部，分别存放在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圆明园的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清故宫的文溯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杭州孤山圣因寺的文澜阁和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中。这些国家藏书楼的建筑也均以天一阁为范。为此，乾隆赐天一阁铜版画《平定四部得胜图》，以示奖励。

尽管历代主人百般精心呵护，天一阁还是难逃厄运。太平天国时，太平军进攻宁波，盗贼乘乱偷书，并当做废纸卖给造纸作坊，天一阁藏书由此受到巨大的损失。

1914年，一个叫薛继渭的蟊贼又潜入平时禁人进入的藏书楼，以所带的枣子充饥。他白天睡觉夜晚盗书，把藏书一捆捆地偷偷地传递到停泊在书楼墙外月湖的船上。几日下来，居然把天一阁的藏书几乎盗走一半，只剩一堆吃剩的枣核留在书楼里。之后，盗书贼把天一阁的藏书转卖给上海的书铺，书铺又欲将这些古书转卖给外国人。好在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先生得知消息，连忙出巨资购回古籍，并将这些书存放在商务印书馆“涵芬楼”内保存。可惜的是，抗日战争初期，这些书全部毁在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之中。

1941年，宁波沦陷前，天一阁的主人亡羊补牢，把剩余的藏书全都秘密转移到乡下，躲过了日本侵略者有目的的抢掠。

几经磨难，到新中国成立之时，天一阁的存书仅剩万余册。

后经扶植，天一阁终于重见光明。现在这里的藏书已经增加到三十万卷，其中真本善本8万卷，使天一阁又以文献宝库扬名海内外。

好在我去的那日，藏书阁大门未锁。我独自缓步上楼，独自在幽静的书楼里徘徊，看古籍，赏古训，品古联，置身于古色古香中，仿佛世俗尘念为之一消。

经过不断修葺，天一阁日渐园林化，面积扩大了十多倍。漫步后庭院，回廊曲径，清风徐徐，树影、亭影反射于池水涟漪之中；葱茏的竹木兰草，精巧的假山池亭，蜿蜒的卵石小路……“阁内存万卷，园中有雅趣”，实在羡慕宁波人独有的平和与福份。

藏书是中国文人古来已有的嗜好，战国时的纵横家苏秦就“陈箧数十”，辩学家惠施“其书五车”；汉代的蔡邕、唐代的邺侯、宋代的宋公，及至清代，私人藏书更是规模空前。据天一阁内《藏书纪事诗》记载，历代藏书家凡一千一百余人，清代便有五百人之多。由于江浙地区战祸相对少于北方，故而藏书家更是众多。据《江浙藏书家史略》中记载，浙江有藏书家399人，江苏有490人。

藏书家都建有藏书楼，稍一留意，我就在江浙一带发现了许多民间藏书楼。

规模最大的当数浙江湖州南浔镇的“嘉业堂”，其为南浔人刘干道于1920年花费30万银元兴建。兴盛时占地二十亩，存书六十万卷，当时就连堂堂的天一阁也位列其后。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刘干道后来家道中落，大量珍贵书籍流散。到解放初，仅存十三万册。后刘干道将这些藏书全部捐献给浙江省图书馆。

从分布来看，民间藏书楼主要位于江南沿海一带，如扬州的测海楼、马氏的丛书堂；苏州沈氏的教忠堂、赵氏的脉望堂、汪氏的艺云书舍、国学大师俞樾的春在堂、浙江海盐蒋氏的西涧草堂、余姚章氏的潝云山房、绍兴徐氏的青滕书屋、上海的徐家汇藏书楼等，林林总总竟有半百之多。

相比之下，长江以北的私人藏书楼就有限了，仅有山东聊城的海源阁、山西运城河东书院藏书楼等寥寥数家。难怪人们常说中华文化渊自中原，但秀士大儒却多出江南，从那遍地的藏书楼就可以看出答案。

盛世兴收藏，但真正如范钦一样的正统藏书家却寥寥无几。藏书非易事，正如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一文所说：“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藏书，就是要有着超然执着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信念，穷其一生固守着永恒的精神遗产，只有充满着对文化无限的挚爱和忠诚，才会使文化的留存成为永久。

    天一阁就是我们民族精神的宝库，是书魂的所在，维系着我们民族文明和文化的，不就是这个魂吗？

天一阁，天下第一书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