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城的日子### 一九七一年初……父亲官复原职的消息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县城里激起层层涟漪。他重新担任文教局局长——那时文化与教育尚未分家，这个位置虽不显赫，却足以让那些曾在批斗会上高喊口号的人坐立不安。果然，没过几天，我家斑驳的木门就被敲响了。我透过门缝看见那些熟悉又陌生的面孔。原先那些批斗父亲的人、抄我家时把我最爱的《十万个为什么》扔进火堆的、纷纷上门额角还挂着汗珠。求和讨好，那些人的嘴脸我看着就特别难受。我坚决反对这些人进我的家门！我一把推开虚掩的门，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滚！"我冲着他们吼道，声音在楼道里撞出回音，"当年你们往我家门上贴大字报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父亲闻声赶来，拦腰抱住我，他的中山装袖口还沾着墨水渍——那是刚开完局务会的痕迹。"岚子！"他压低声音，"特殊时期的问题不能总记着，大家都不容易。"我挣脱他的手，看见那些人灰溜溜下楼时，佩姨正站在二楼走廊的阴影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意。

    继母佩姨很快恢复了她的社会身份。她穿着藏青色的列宁装去文化馆报到，后来又调到市一中当教研组长，再后来是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导处主任。每次她穿着熨烫平整的套装出门，胸前的工作证在阳光下闪着微光，我就想起她刚进门时的样子：提着个褪色的皮箱，站在我家堆满杂物的客厅里，轻声细语地对父亲说："以后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如今她的副高职称证书就摆在客厅的玻璃柜里，旁边是父亲获得的"先进教育工作者"奖状……两张纸中间隔着的，是我永远跨不过去的距离。

    父母离婚后，青青一直跟着妈妈。父亲再婚不久，妈妈也神奇般的再婚了。那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得知妈妈再婚的消息时非常的生气，认为妈妈的幸福生活里再也没有我了，自己从此以后再没有妈妈了。生活确实和我想象的也差不多，文革期间和在农村期间，妈妈和青青仿复人间消失了一样，没有半点音讯。可能她们生活的也很清苦吧。那些日子里，我总在夜里盯着天花板发呆，想象着她们是不是真的从我的生活里消失了——就像被橡皮擦去的铅笔痕迹，连个影子都不留。

    高中毕业后，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青青也来家了……我们两个毕业生，按政策可以留城一人，父亲说青青身体结实些下乡去，我留下待业。青青自高奋勇当了知青！

    继母佩姨的两个小少爷成了我生活的全部重心：田汛刚上幼儿园时，我每天背着他在巷子里转悠，他像只树袋熊似的挂在我脖子上，鼻涕蹭得我衣领都是；上小学后更过分，只要看见我稍稍休息，就会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理直气壮地喊："姐姐背！"佩姨从不制止，反而笑着说："岚子最疼弟弟了。"我蹲在楼梯口喘气时，总能听见楼上传来她给田汛检查作业的声音："这个字写得真工整，比你姐姐当年强多了。"

    家务活像永远做不完的潮水。清晨五点半，我要摸黑起床淘米煮粥，钢精锅被我擦得能照出人影——佩姨说过，领导干部家的餐具不能有半点污渍。晾在阳台上的衣服必须抖得没有一丝褶皱，青菜要一片片掰开清洗，连土豆皮都要削得薄如蝉翼。电影里那些穿着洋装的富家丫鬟，在我眼里不过如此：她们不用在开饭前把全家的碗筷摆成一条直线，不用在父亲下班前把客厅的地拖得能映出人影，更不用在佩姨检查作业时，缩在厨房里啃冷掉的馒头。

   最让我难受的是那些目光。邻居们看见我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去菜市场，总会笑着打招呼："局长家的闺女又去买菜啊？"我僵硬地点头，看着他们身后跟着穿布拉吉的姑娘——那才是他们想象中领导干部子女该有的样子。回到家里，佩姨正在给田汛辅导作业，作业本掉到我脚边，我弯腰去捡，却看见自己手腕上还留着下乡时晒出的黑印子。

    父亲回家的脚步声总是很轻，但佩姨总能第一时间听见。她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书，把沏好的茶端到书房："累了吧，今天局里的事情还顺利吗？"我躲在门后，听见父亲的声音里带着疲惫："还好，......"话没说完就被佩姨打断："你呀，就是心太软。"我转身回到厨房，继续削着永远削不完的土豆。有时候半夜醒来，会看见父亲坐在客厅的藤椅上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黑暗里明明灭灭——我知道，他又在为那些说不清的是是非非烦恼着。

   直到多年以后，当我自己也为人母时，才渐渐明白当年的父亲。他经历过政治风暴的摧残，把家庭当成了最后的避风港；佩姨的强势里藏着对安稳生活的渴望；而我那些所谓的"委屈"，不过是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就像屋外那棵老树，被雷劈过、被虫蛀过，却依然在每年春天开出满树的白花——生活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剧本，那些藏在褶皱里的酸楚与温暖，最终都成了岁月馈赠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