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一大步…… 一九七二年的春天，阳光似乎格外眷顾这片沉寂多年的大地。四月，大中专院校在停课四五载后，首次重新招生的消息，像一缕春风吹进了我十八岁的心扉。终于，我抓住了这根能带我走出家门的藤蔓。

    按照当时“一家两毕业生，留一放一”的政策，青青妹妹下了乡，而我，幸运地留在了城里。在推荐加考试的激烈竞争中，我拼尽全力，考出了不错的成绩，最终被一所中专学校录取。回首那时，个人哪有选择命运的权利？人生的航道，早已被时代的洪流与家庭的决策所划定。父亲身为领导干部，以其那一代人特有的“大公无私”，为我婉拒了其他可能的机会。于是，这唯一的道路，被我紧紧攥在手中。我凭着自身的努力，正正规规地叩开了学校的门扉，这，是我人生中最为艰难却也最关键的一大步。

   入学体检吋，至今想起仍觉心酸。站在体重秤上，我骨瘦如柴的身躯让指针颤巍巍地徘徊在40公斤线下。为了达标，我提前灌下了一肚子凉水，渴望能增添些许分量。然而，那指针依旧无情地揭露着我严重的营养不良。最终，在我近乎哀求的目光下，一位好心的医生动了恻隐之心，笔尖一顿，为我填上了一个“达标”的45公斤。那一刻，百感交集。十八岁的年华，体重却不足八十斤，若有亲娘在身边细心呵护，我何至于此？

    学校就在市区，离家不远。我独自一人，扛着简陋的铺盖卷，几件换洗衣服塞在枕套里，便是全部行囊。挤上嗡嗡作响的公交车，心中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去学校报到了。从此，学校发放伙食费，我不再是家庭的负担，甚至每周还能省下些饭票，换成馒头带回家。弟弟田雨每个周末都眼巴巴地等着我带回的白面馒头。或许是因为我能自食其力甚至略有“盈余”，晚婆和佩姨的脸色竟也仿佛比以前缓和了许多。佩姨破天荒地每月给我五元钱，用作购买卫生纸、肥皂等零用。这每月五元的“巨款”，我攥得紧紧的，舍不得花，心里盘算着积攒起来，或许能为自己添置一件真正属于我的、像样的新衣。

   校园里，女同学们大都衣着整洁鲜亮。唯有我，常年裹着由家里旧衣改制的衣衫，颜色黯淡，式样老旧。记得高中毕业后，青青妹妹偶尔来家，总是穿得清清爽爽、漂漂亮亮。那时，羡慕与嫉妒啃噬着我的心，对生母那份复杂的怨怼也更深了一层。我暗暗发誓：此生必要活出个样子来，定要不比任何人差，定要让那些曾轻视我的人，刮目相看！

    幼年时，我家住在学校，毗邻校医室。我常常趴在窗口，看那位穿着神气白大褂的校医为师生们看病拿药，眼神里满是崇拜。那时，一个梦想便在心底生根发芽：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医生，用双手祛除病痛，践行那份看似高尚又快乐的使命。如今，虽未能直接步入医学殿堂，但能被护理专业录取，成为一名白衣护士，同样令我感到欣慰与珍惜。

    我无比珍视这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它于我而言，更是一方暂离家庭琐碎与压抑的“避风港”。作为七十年代初期文革后的首批中专生，我就读的卫校规模不大，仅四个班——三个护士班，一个中医班，俨然一个女儿国。三个护士班仅有的七位男生，被女生们戏称为“七朵金花”般的“花心”，时常成为大家善意玩笑的对象，现在想想，真真是难为了他们。

   初涉医学，恐惧与敬畏并存。尤其是解剖课，福尔马林的气味、冰冷的人体标本，常让我毛骨悚然，夜不能寐。但课程排得密不透风，要求极为严格。短短一年内，我们如同海绵吸水般，囫囵吞枣却又扎实地学完了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护理学等主干课程及诸多辅助科目。严格的考试制度悬在头顶，无人敢懈怠。而我，最终用优异的成绩，为自己和家人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带着这份成绩，我进入了第二年的实习期。我们三十名实习生被分配到省立医院，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开始了长达一整年的临床实践。将书本上的理论付诸现实，我们勤奋、努力，迅速成长，很快便能独当一面。老师的肯定、病友的认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然而，当时沉浸在自我奋斗中的我，却忽略了一件事：我离家住校了，那繁重的家务活，落在了谁的肩上？后来才知，父亲同意了佩姨的主张，将我四岁时就被送走、彼时已十三岁的小妹妹虹虹，从农村接了回来。家里缺人干活，于是，可怜的虹虹甚至未能继续读书，便直接接替了我曾经的位置。无人问她是否愿意离开熟悉的农村，是否舍得那里的亲人与伙伴。她的归来，并非团聚的温情，而只是为了填补一个劳动力的空缺。时代的尘埃，落在个人肩上，便是又一座沉重的大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