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评论】情感回归：眺望乡村的日落( 文浪)

   ——涂阳斌、涂阳文的《憨人杆司令》给我的感觉

    文学进入90年代，在商业主义浪潮的冲击下失去了往日的权威话语，使我们面临着情感迷惘和经济支撑的双重困境。我们在街面上行走，顶着烈日找不到一点树荫，而风沙卷刮的地摊文学，破坏现代文明的汽车喇叭和现代激光唱碟的混合狂躁叫喊，虚伪粗俗的人际关系种种构成的尘嚣扫荡我们干枯的心灵，使我们疲惫不堪。我们需要重返久已逃离的乡村风景藉以湿润身心，而涂阳斌、涂阳文（以下简称涂氏）的《憨人杆司令》（农村读物出版社1992年版），那些树林蓊郁的乡村生活正好使我们衣锦还乡。

与闹轰轰的聒噪现实相比，涂氏的文章构成了一块宁静的净土，涂氏“吹起一曲柳笛”，唤起我们对夕阳炊烟与牧童夜归的乡思。涂氏写道：“也许是我出生地叫柳湾的缘故，也许是因为妈妈特别爱柳将我取名柳儿的缘故，自我懂事起，我就特别喜欢柳树——如我平凡朴实的父老乡亲般的柳树。”涂氏又写道：“在我的故乡，乡亲们管这么叫的鸟儿叫‘雨咕咕’，记得父亲说过，‘雨咕咕’的学名叫斑鸠，斑鸠在山村里让猎人打掉了脑袋，老天爷怜它捉害虫有功，就跟它用泥巴捏了个脑袋。太阳烈了，斑鸠怕泥脑袋晒裂，就呼风唤雨，喊‘咕咕——晒不得了！’下雨的时间长了，斑鸠怕泥脑袋融蚀掉，就又喊‘咕咕——下不得了！’这些乡情乡音勾起我们对往日乡村的情感投注和怀旧激流，仿佛梦归春雨欲滴的精神家园。

然而涂氏的文章也并非完全给了我们一块平面的散文似的乡村风景，而更重要的是以现实土壤为写作文本，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更广阔更立体化的人文空间。我们不但倍感到了风土人情的亲切，而且看到了农民在80年代以来重新认识土壤、重新认识农村经济所表现的个性解放和精神躁动，给我最鲜明的印象是那些活生生的人物，质朴、平实、厚重，他们大多生活在涂氏的故乡柳李村，如“憨人杆司令”、“犟老俵”等。我们看到憨人杆司令对现实与命运的不需回避和他的那种小心眼的农民意识，犟老表在“日头还没有落土，我继续跪”的个性中与命运抗争的那种自尊与浮躁。“我不愿做‘奴隶’”、“我帮四叔干活，他不付我工钱，我坚决不干。你们懂不懂他‘剥削’了我创造的剩余价值”？在“大学梦”、“作家梦”相继失落后，犟老表搭起了“柳李青年建筑队”的牌子。憨人杆司令与犟老表在“自我”的超越上呈现出两种人格的差异，憨人杆司令出于一种本能的精神压迫和物质需求做了几件憨事，但他在西瓜丰收后没有带动他人，这一点在他眼里他认为他不憨，这个“不憨”与前面的“憨”形成两种农民意识的心理逆悖和超越自我的现实障碍；而犟老俵在实现自我价值的大学梦和作家梦破碎后，在一种客观现实的可能下选择了一种自然的超越，这是展现在我眼前的关于自我价值的实现与现实冲突的第一种日落。

我们还看到了九妹的抗争：“九妹19岁了”，“听广播剧听入了迷，东一锄，西一锄，该锄的不锄，不该锄的却锄倒了”，母亲说她“做活不‘灵性’做，玩个么洋味？”九妹不听。吃了晚饭，九妹提着收音机，“脚板抹清油——溜之大吉”，去河里游泳，母亲看见电视上的女孩游泳说蛮好看，自己的姑娘九妹游泳就气昏了。但九妹不吃这一套。金老大看别人的儿媳跳舞蛮高兴，就是不让自己的儿媳跳，并用冲担镇压以维系传统的家风家规。然而传统的礼教文明衰落了，被新形态新观念瓦罐似的粉碎了，这是我看到的第二种由于伦理冲突和价值失范的日落。

涂氏对农民的深刻同情和怀旧尤为突出，如《姑婆·孤婆》、《烟祭》、《野菊花》等，在《给妈妈一封信》中有这样一段对话：“你爸爸呢？”“死了。”“你妈妈呢？”“种田！”“你舅舅、姑姑、姨姨呢？”“也种田。”涂氏接着写道：“我痛苦，我徘徊，农民就不是人么？”又如涂氏在《渴望父爱》里写道：“那年秋天，我用小小的手，向生产队写了张借据，用150块钱同时也用我嫩稚痛苦的心，把戴着青色尖尖帽子的父亲安葬了。那年，父亲50岁，我16岁。”“听见了妈妈擦火柴的声音，接着一股熏人的烟味从厨房飘进我的房间，随之而来的是妈妈急促的咳嗽声。”因此涂氏发出了心底的声音：“树上的鸟啊，你何时飞回来。”这是第三种我所见到的涂氏投射到人物身上的情感日落。过去的生活图景有如日头在树林子升起来，又从树林子落下去，现在涂氏一次次眺望这一幕幕的乡村日落，充分展示了作者本人的思想情操和时空的胸怀。

涂氏注重乡村人物，注重他的叙事感觉，那些零落的人生、故事和生活场景，他的叙事方式、生活态度和文化立场，他对商业社会新的生活形态都有着敏锐的观察和体验。对农人的情感和困境刻画得两眼分明，越过界线，填平鸿沟，发挥人的自我创造价值，体现人的生命意识，这种欲望化了的生活构成这个时代生气勃勃的也同时是涂氏文本的人文景观。在写作技巧上，涂氏将自己的叙述视点不随意变换，故事的时间和空间也不任意打乱，那个叙述人“我”自始自终是一个情感的再现者，一个旧梦重温的原乡人，在记忆和表象之间往来投抹，在乡村的农田和沟涧里跳过一道土坝子去讲叙一个人物。如《渴望父爱》的“我”与《生日》、《柳赞》、《上堤去的时候》的“我”都是涂氏的“自我”呈现，是情感回归和眺望日落的一个替代的对应物，一个乡村生活叙述的载体。这与19世纪英国著名作家哈代的《还乡》，与约翰·高尔斯华馁的《乡间宅第》的回归相似。至于《烟祭》是否出自于涂氏的家事，《野菊花》献给谁的母亲，红哥是否属于本家的“排行老八”，我来不及考察涂氏的家谱，也和他平日交往甚少，但我感觉到涂氏虚拟的时空情感人化和物化的一致，这不难看出涂氏那伫立在父老乡亲和故土面前的一种游子还乡的真诚姿态。正如涂氏在《“非驴非马”与杂交优势》中所说一样，“在人物上”，我们“不求像一般的通讯写出‘完人’，而是着力写出人物的方方面面，凸现出一个‘真实’的人。”就我看来，涂氏的写作呈现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品格。

20世纪末期，曾有许多理论家对自己的理论产生怀疑，同样也有许多小说家对自己的语言和文本产生怀疑，中国文学从80年代复苏以来，经历的种种语言发展至今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它已无法真实的适应人类在世纪末向新的世纪跨入的焦躁情绪。语言考验了我们的智能，数不清的言语表达形式已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我们总是在语言/生活/真实，语言/非语言，叙述语言/描述语言之中痛苦徘徊，而涂氏的语言却做到了一种自觉一种实实在在的流淌，越来越疏远了那些华丽的词藻，越发接近人们的生活口语。他的语言风格具有鲁迅先生的白描语言深刻、犀利，有郁达夫先生的伤感语言，有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怀旧语言。他描绘憨人杆司令，叼着“老火叶”烟卷，头发“钢针”般竖着，披“刮皮”烂棉袄。“行船不说破口话”，“风扫地，月点灯”的草棚，彭老先生三寸不烂之舌不断“运动”，红哥是赫赫有名的“天不怕”，一如“黄土”般平凡的父亲，老俩口扯了几句“野棉花”，“浅浅的牛蹄印，像一枚枚公章。”

涂氏的语言有着质朴的人生再现，好比田野就是躺着的，树木是站着的并且堆积起浓荫，炊烟有时是扭曲有时是笔直一样，质朴自然，一如土壤和树木一样是怎样摆在农村的，就是那个样子摆着的。这些东西没有主动地在告诉人们怎样看，而是冷峻地如静物写生画那样摆着。因此，涂氏语言进入了不露声色，没有矫揉造作和忸怩作态的虚设，使我们看到像土壤一样沉默肥沃的现实。

涂氏的文本风格，如契诃夫的早期创作，尤其是语言风格明快轻松，隐藏着人生的幽默与机智，这更与孙犁相似。他的话语不多，没有冗长和繁琐，和一个不随意开口讲话的人一样，没有轻浮的议论和陈词滥调，在他的文本中呈现出难能可贵的生动与真实。我曾在70年代初期做过知青，读罢涂氏的作品我仿佛回到了农村，我收工后站在田垅上对夕阳遥望，我能看见日出，看见日出之后照耀的田野和庄稼和农人，但日头落下去后，我在涂氏的文本中看到了日落之后的农人的心理情态和情感，给了我一次对乡村日落的萦绕和深远眺望。

1995.7.5于湖北空界山

（文浪，知名作家，出版有小说集《浮生独白》等。原文载《仙桃市报》1995年8月12日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