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知中南海西花厅的海棠，却少有人知道，在河北南宫，也有一株海棠。

西花厅的海棠目睹了一位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新中国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后半生，而南宫的海棠则见证了无数革命者在冀南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那天，当我随“我看泉城 百善骈臻”采风团来到这个四合院时，正值暮春。远看，满树繁花，重葩叠萝；近瞧，粉红间或深红，红中透白，白中泛红，犹如漫天云霞。它的主干不似杨树那般光溜，而是粗糙皲裂，叠加着鼓起一个个包样突起，仿佛每个包里都藏着巨大的秘密。我用手抚摸着那“包”，静静仰望着这80多年前的历史天空。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其铁蹄遍踏，祖国的大好河山被踩得疮痍满目，同时被踩得生疼的还有中国人的自尊心。

彼时的冀南，百姓食无粮，穿无衣，村庄凋敝，一片死寂。

积弱多病的土地静等一个政权的出现。

1938年1月，冀南大地上萧瑟一片，远处的田野，近处的村庄，一副憔悴模样。这时，一支部队，扛枪，骑马，背行李，打绑腿，呼啦啦，像是突然从太行山冒出来，向着冀南方向挺进。这支部队就是一二九师东进抗日纵队，由3个步兵连、一个机枪连和一个骑兵连组成。陈再道任司令员，李菁玉任政治委员。

两个月之后，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来到南宫，接替了李菁玉的工作。这次，随着他一同到达的还有一位新朋友——一株指头粗的海棠树苗。

在曾是天津英美烟草公司南宫华兴公烟草经销处，位于南宫县城城内北大街的一二九师东进抗日纵队驻地，宋任穷挖坑，浇水，培植。从此，承载了太多意义的海棠树就被移植到了冀南，移植到了南宫的这个四合院里，成为一道别样风景。

之后，我党政军领导徐向前、邓小平、刘伯承、陈赓等同志先后到达南宫，咸集于海棠树下。他们救国救民的巍巍理想和铮铮誓言飘荡在海棠树上，溢满四合院的各个角落。

1938年5月，129师副师长徐向前率部到达南宫，来到飘着海棠花香的四合院。平原地带，如何开展工作，才能早日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久久徘徊于海棠树下。一天，他眼睛一亮，灵感倏然而至：对！人山！把广大的人民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后来，“人山”战略思想成为冀南军民的一个重要法宝。这与眼下提到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不谋而合。驻扎冀南一年多，在刘邓首长领导下，徐向前与宋任穷、杨秀峰、刘志坚、陈再道等同志亲密合作，利用“人民”这个强大的力量，干了几件漂亮事儿：破袭威县城、平定“六离会”等。因为心中有人民，许多复杂问题迎刃而解，创建和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指日可待。有了“人山”战略，冀南各地很快连块成片，冀南行政公署随之成立，抗日之火“哔哔啵啵”燃烧起来。

心中有人民。是的，周总理何尝不是这样？

在一个海棠花开得正热烈的季节，中南海西花厅迎来了它的新主人——周恩来总理。

解放初期的中国，百废待兴。总理文武全才，身兼多职。白天，他忙着开会、视察、调研；晚上，他忙着批阅文件、撰写报告。常常，他办公室的灯亮了一个通宵又一个通宵。不只夫人邓颖超看在眼里，西花厅的那十几株海棠树也看在眼里。1967年2月的一天，周总理办公室的灯又亮了一个通宵。积劳成疾，总理的心脏提出了抗议。看到他额头上沁出的豆大汗珠，邓大姐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焦急万分，都劝他赶快上医院，可他边签发文件，边若无其事地说，有很多事务我还没处理。人民需要我，国家需要我。总理的声音不大，却震颤了窗外的海棠树，枝上的积雪就那么簌簌地落下来。

总理需要休息，在冀南领导抗日的陈赓则需要一个“捕兽笼”。

从太行山来到冀南平原，作战条件完全改变，这仗该怎么打？油灯下，他们头碰头讨论研究；作战地图上，他们摆满了红毛线和蓝毛线；海棠树下，他们静静思考。一场战斗不可避免。

1939年2月，一二九师386旅旅长陈赓把目光锁定在邱县香城固西北的沙窝。此地处于沙河故道，地形倾斜，地势低洼，而且，松软的沙土限制了日军机械的使用，是个极佳的伏击场所。之前，陈赓就摸清了日军的脾气：凡受袭，必要报复。几天之内，陈赓派兵几次袭扰驻威县的日军，诱敌“出洞”，甚至还于光天化日之下，大摇大摆活动在敌人眼皮底下。日军果然被激怒，派出兵力直扑过来。我军且战且退，故意诱敌进入口袋。不出所料，日军的车辆在松软的沙窝，慢慢变成了乌龟，最后动弹不得。这时，沙滩上的宁静被打破，密集的子弹压迫过来，铺满沙滩。靠作战智慧，陈赓拿下了这场“平原上的模范伏击战。”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香城固战斗，是平原伏击战中的的得意之作。

周总理也很得意，他又可以继续工作了。因为他吩咐工作人员把办公用品搬进了病房。人们哪里知道，这时的总理，旧疾未去又添新病，已是疾病缠身的人啊！看着床头厚厚的文件，看着病床上埋头工作的总理，医护人员心疼地掉了泪。

掉泪的不只是医护人员，还有广大的冀南百姓啊！

冀南抗战，艰苦异常。1943年，日军的“铁壁合围”变本加厉，加之旱灾、虫灾、瘟疫等，饿殍满野，整个冀南笼罩在一片苍凉之中。刘邓首长担忧干部安全，命令时任冀南区领导的宋任穷撤离。海棠树下，宋任穷一遍遍抚过树身，像在一遍遍抚摸老乡粗糙的大手。他踱来踱去，脚印在树下杂沓纷乱，一如他此时的心情。走吧，舍不得和他一起同甘共苦的百姓；不走吧，肚子都吃不饱，命难保。思量良久，他终于做出了决定：和广大人民群众在一起。当时，一日三餐，清汤寡水，甚至连那样的汤水有时成问题，常常饿得眼冒金星。即使如此，他仍然坚持带领群众拉犁耕地，自力更生。一次竟然口吐鲜血。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他全身浮肿，腿部的肌肉，一按一个坑儿。百姓看着宋任穷浮肿的脸，背过身子只掉泪。他们心疼啊！百姓爱戴他，称他“咬牙干部”。中国革命史中，宋任穷的名字占得一席。这株海棠树，也成为他与冀南百姓互相牵念的信物。晚年的宋任穷在遗嘱中交代：“（我的）骨灰一部分在北京作为植树的肥料；另一部分送至河北省南宫作为栽树的肥料，以寄托我（对）抗日战争期间生死与共的冀南人民群众的深切思念。”

如果思念有颜色的话，它一定是红色的，而总理，却渐渐与红色疏离。

病床上的总理脸色失去了先前的红润，抖动的手难以在纸上写下几个字。一次，他忽然停下笔，满眼期待地问身边的邓大姐，院里的海棠花儿开了没有。邓大姐知道，与其说是他想念海棠花，倒不如说他想回去工作。邓大姐含泪点了点头。之后，几枝海棠花儿就恣意绽放在总理的病房，满洒一屋春光，病房里的海棠花有着勃勃生机，就像现在的中国，正在走向生机勃勃的春天。

1976年初，西花厅海棠花开花落26年后，“看花的主人”化作春泥，护花而去。

西花厅的海棠成为一个人的专属符号，而南宫的海棠则是属于一个群体，一个为了新中国的诞生不畏生死、前赴后继的英雄群体。

那个秋日，我站在当年129师东进纵队驻扎过的四合院，仰首读着这本植物书，回味着抗日将士们血染的风采，展望着他们所创造的光明未来。

穿过季节，隔着时空，西花厅的海棠在春风里染出一片霞光，鲜艳如许；南宫的海棠亦然，宛若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