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住房是美国20世纪城市与住房史上的痛。其中，没有比圣路易市的大型项目Pruitt－Igoe的炸毁，更让人触目惊心。人们曾经归咎为现代主义建筑的失败。更深层的原因，是政府没有提供足够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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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公共住房项目失败的背后

中国经济时报  2014年05月21日 

公共住房是美国20世纪城市与住房史上的痛。

美国伯克利仅有的75套公共住房，正在进行私有化，易手加州联瑞地产。里士满市住房管理局赤字700万美元，旧金山市住房管理局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的评分中仅得到54分，李孟贤市长发誓整顿，局长离职，7位理事会成员换掉了6位。旧金山美联署社区发展部主任戴维·埃里克森在他的新书《住房政策革命》中总结了非营利模式之成功，并对比了Pruitt－Igoe所代表的官僚提供的失败。

曾经美国最大的公共住房项目都成了贫民窟——芝加哥的罗伯特泰勒家园和卡比利尼·格林，波士顿的哥伦比亚角，纽约市的皇后桥。

1950年代中期，Pruitt－Igoe作为美国最大公共住房项目之一和现代主义代表之作，在圣路易斯市崛起，设计师山崎实即后来纽约世贸大厦的设计者。33幢11层塔楼，充分体现了现代建筑旗手勒·柯布西耶 “花园中的高楼”的思想。有隔层才停的电梯以及长廊（人们必须穿过才能到达自己家门及洗衣房、储藏室），意在营造 “垂直的社区”。 

然而它迅速蜕化，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已几乎废弃、破败。连它的设计者都不禁感叹：“从未想到，人原来如此具有毁灭性。”1971年，可容纳15，000人的项目，只17幢楼里住了600人，另外16幢楼空置。

1972年3月16日，Pruitt－Igoe的第一幢楼被炸毁；到1976年33幢楼全部炸毁。Pruitt－Igoe倒掉那日，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叹道：“现代建筑死了。”公共住房也在很大程度上停止。

Pruitt－Igoe成为美国城市更新和公共政策规划失败的象征，被建筑学、社会学与政治学教科书广为援引。 现代主义建筑被指为罪魁祸首。因为高层毗邻的低层公共住房“卡尔村”，人口结构相似，但是Pruitt－Igoe变迁过程中始终满员且安然无恙。因为众多无名的空间——一眼望不到头的走廊，设置于广场上无保卫的大楼入口——使租户无法认同，无力加以保护。甚至当初令人兴奋的设计创新（隔层停的电梯和长廊），最后长廊、楼梯井变成犯罪活跃之处。

直到1991年，Pruitt－Igoe作为经典失败案例影响了整整一代建筑系学生，伯克利大学建筑系博士生的 《Pruitt－Igoe迷思》一文，为其正名：一切不过话语构建的迷思；归咎设计者，就可以不用关注公共住房背后的制度性和结构性原因了。

一个更深层的结构性原因，为2011年的同名纪录片所揭示：仿佛另一个底特律，1970年至1980年间，圣路易市人口减少了28％（而同期底特律才减少了25％）。工作向郊区、阳光地带甚至海外搬迁，有钱人向郊区迁徙（感谢房贷、高速公路修建等联邦政策的支持）。留下贫困的城和贫困的人，连公共住房都喂不满。高大疏离的公共住房塔楼中，且不说一大群穷人聚集的悲哀，更实实在在的结果是大楼没钱维护了，公共住房靠租金运转。

政府为何不出手援助？或许有人会问。政府资助从来不足，已是公共住房的恒久话题。当初建造时，就因为单位成本超标，联邦介入，将原本高、中、低层混合的设计统一成了11层。联邦政府确实1971年开始，将租金封顶于租户收入的25％（防止地方住房管理局不断涨租平衡收支），不足部分补助，但是从未足额到位。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伯克利要出售公共住房权，按联邦现有拨款速度，22．5年筹齐；旧金山管理局2012年资金需求已达2．7亿美金，联邦只补助了1000万美金。这也让伯克利教授克劳德·费希尔感慨：美国公共提供基本需求时，资助如此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