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的核心，已经不再是如何建构一个多么精巧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架构。政府自身架构再精巧，也只能解决有限的社会问题。要更大程度地解决社会问题，仅仅靠政府是不够的。唯一的出路是突破政府。

那天下午我们去看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考察它社会管理的经验。它建立了“全响应”的社会管理模式，甚有影响。所谓的“全响应”，就是在社会管理服务中，有求必应。但是，响应谁？怎么响应？谁来响应？去之前，心里不免充满这些疑惑。这些问题之外，还有更深的疑虑：

一、为什么要响应老百姓的需求？响应他们什么样的需求？

二、这种模式离我们所构想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到底有多远、多近？

西城区综合行政服务中心确实让人印象深刻。行政服务大厅之外，有一整个楼层作为社会服务中心，提供社会管理服务，如培育社会组织、提供健康服务、发展公益事业等等。

而且针对西城区情复杂，西城区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精巧的社会管理架构。西城区50.7平方公里（约相当于海淀面积的10分之一），160万人（含流动人口），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有800多家中央单位（党中央、国务院、人大、政协等都在此），同时高端产业聚集（如金融街），文化资源丰富（如恭王府）。

一个非常精巧的政府管理社会的模式，被建构了起来：区——街道——社区——网格四级管理体制。区一级设立区社会服务中心（其代表便是我们参观的服务中心，工作由社会办统筹）；街道设立分中心（目前15个街道中已有10个街道设立）；社区建立社区服务中心（目前255个社区已经全部实现）；最后是网格化管理，网格员分片监管每一区域、收集信息。理念来最早自于对于城市硬部件的管理——比如道路坏了、下水道堵了，从终端的一个信息反馈，就传输到了中心枢纽，系统被调动起来加以解决。现在这套思维被运用到了社会管理中。仿佛社会不是一个有机体，而是一架精密构建的机器。

一个有点反讽的现象出现了：带去参观学习的，多是西城人——生活在西城，或者工作在西城的中央国家机关。现在他们可一下子如回了娘家，纷纷开始“诉苦”：停车问题、拆违问题、上学问题……等等，每一个说起都如此切身！这出乎西城的意料。本来作为一基层单位，展示成绩的同时，西城还想趁机给这些中央国家机关反映反映情况，让给解解惑，提供点政策支持呢！没想到这番情景！更关键的是，很多问题，西城听完了，也一脸无奈：很多问题，我们自己哪解决得了？！这些条块分割，哪是我们自己能打破的？

这个反讽在于，当一个设计精巧的政府管理架构，遇到老百姓——哪怕是有一定政策制定权的老百姓——的切身问题时，也都如此苍白无力。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这个社会管理架构再精巧，它充其量只是一个政府管理社会的架构；政府自身架构再精巧，也只能解决有限的社会问题。

要解决社会问题，仅仅靠政府是不够的。唯一的出路是突破政府。尤其是让社会力量本身成为解决诸多问题的主体（比如，恩派就指出，，在北京发展比在上海发展难多了）。

我的两个疑虑，在参观结束，多多少少已经得到了解答：

一、为什么要应答百姓需求？这其实已经不成为问题。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政府必须应答老百姓需求的时代了，一个必须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时代。如何应答，才是更关键的问题。

二、这就牵涉到模式构建问题。激进的人，会说政府本来是社会之剩余——社会的很多问题，靠社会自身是可以解决的；不能解决的时候，政府才应该介入。我们不会那么激进，“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共治参与”仍是我们管理建构的构建目标。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政府领导、政府负责”太多，“社会协同、共同参与”太少。如何在“社会协同、共同参与”方面进行突破，显然是关键。中央文件刚刚将“社会管理”修改为了“社会治理”，说明必须进行突破与改革的时机已经到来。

只有突破政府，我们的社会问题才能获得更大程度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