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西藏格鲁派取得主导地位后,形成以拉萨为中心的“三法宝”。“三法宝”是指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离拉萨最近的是位于拉萨谷地约5公里的色拉寺。1945年前哲蚌寺和色拉寺大约各有10000名僧侣,1945年色拉寺与噶厦冲突后减至约5500人。
三大寺的组织结构类似大学,由学院式的几个“扎仓”组成,“扎仓”下边由若干教研组“康村”,“康村”之下是最底层的“米村”。扎仓的老大称“堪布”,相当于汉地的“方丈”,各个“扎仓”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寺庙由“堪布”形成类似委员会进行管理,通常大“扎仓”的“堪布”多为活佛,由历代朝廷封册的称大活佛,如拉萨的四大林。在布达拉宫的领导圆寂之后,至灵童成年后踏上最高舞台前的这段时间,由选出的大活佛或三大寺的堪布活佛对西藏摄政。
三大寺院所有的喇嘛也不是全部一心念佛。在色拉寺麦扎仓的2800名僧人中,只有约800名喇嘛是真正的“读书人”,称作“贝恰娃”,其他多属于不读经书的喇嘛,他们为寺院“劳动”或忙于自己的生意,前者通常叫作“浪荡僧”,后者可能是家缠万贯的巨商亲属,是与“康村”同样地位的“夏仓”,喇嘛称他们为寺院贵族(弥塞),大名鼎鼎的邦达昌家族就是其中之一。
寺庙中不管研习佛法的喇嘛,还是“浪荡僧”,都必须向各自的扎仓提供劳役、乌拉,一部分成为长途跋涉于千山万水的喇嘛马帮(差役),一部分是放牧草原的扎巴(牛羊倌),再一部分占总僧数10-15%的成为僧兵。如果要逃避寺院的劳役,则须向寺院全体僧侣“茶施”。
理论上每个喇嘛都有成为活佛的可能,除了研习之外,需要“茶施”才能完成不断的晋升,这种经济支出巨大的“茶施”对于下层僧侣来说,要成为“活佛”是不发生概率。“活佛”的经济由会计“喇章”掌管,“活佛”像一个法定代表人,转世后下任继承这个公司,与寺院的“扎仓”相互独立。寺院经济以下属“康村”形成的“扎仓”为主体。至1958年,三大寺庙拥有西藏地域内庄园321个,土地14.7万克(藏区计算耕地面积单位,播种14公斤种子的面积为一克地,约一市亩),牲畜11万头,农牧奴4万余人。其中色拉寺“麦、杰扎仓”占有溪卡(庄园)81个,土地50673克,农奴13042人,牧场81处。牛20771头,羊27587只,骡马1122匹,牧民12645人;高利贷粮食406102克(藏区重量单位,1克约14公斤),高利贷藏银491941秤(约合清制银圆1623405元),马帮资本藏银47352秤,可见寺院经济在旧西藏的比重。
除三大寺外最高的佛学机构是密宗院,分上、下密院,对应举麦、举道两个扎仓,不过里面的喇嘛全都是精于佛学,显密兼修,“三好学生”才能进入。密宗院由布达拉宫拨供,僧侣只少不多,两扎仓规定名额各500名。密宗院戒规极严,为格西考核专业评审机构,在藏区拥有极高的地位。举麦扎仓在木鹿寺右侧,举道扎仓在小昭寺内,下各有五个康村。
色拉寺的大茶锅。1945-1958年,尽管僧侣人数下降,每天需要消耗藏茶四扎长包,酥油约一百五十斤。




色拉寺中有以康藏为供施的扎仓,僧侣也多来自康藏,著名学者谢国安便是其中之一。20世纪初的驱汉事件,色拉寺为保护康藏老乡川军,与噶厦的藏军展开激战,虽然以失败告终,但事后噶厦欲追究色拉寺堪布责任,无奈色拉寺势力强大,最后也只能草草了之。第一口大锅上的孔,就是在那场争斗中留下的纪念。
第二次争斗是邦达昌家族与噶厦的争斗,当噶厦的警察包围拉萨邦达昌住所后,竟然被邦达昌马帮的枪火压制在门外,不敢入内。色拉寺大扎仓的堪布带着僧兵,当着警察的面,把邦达昌家族的人全部接走,噶厦政权也奈何不了有钱、有势、有后台的最大官倒。在噶伦龙夏改革之前,寺庙势力控制了旧西藏的一切,僧兵视俗官组建的藏军为小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