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投资是一种信仰”，这是很多价值投资者的口头禅。

但是我觉得，价值投资和其它投资策略一样，首先应被看成投资活动的一种基本形式 ，是赚钱的工具，理财的方法，不应因为巴菲特式的价值投资所带来的巨富效应，就把价值投资视为一种教义来膜拜。

信仰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终极表现，比如宗教和主义，而非具体事物。信仰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恒定：一个人一旦在青年时代形成某种信仰，就成为他一生的精神慰藉和支柱，终生难以改变。如果变来变去，那不叫信仰，叫观点；另一个特点是排它：一个无神论者，不可能同时是一个有神论者。 

所以，把价值投资视为一种信仰的直接后果就是：1、我要终生坚持价值投资，如果半途而废，就是背叛了我的信仰。其实这又何苦呢？如果实践证明价值投资不适合我，我完全可以另起炉灶嘛！干嘛非要吊死在一棵树上？2、想要学习价值投资，必须放弃其他的投资方法，不然就是亵渎了我们的信仰。这样的思路很容易把一种普通的投资方式变成神秘莫测的玄学，诸位看官，你们不认为10余年来神州大地上许多“价值”投资者走的就是一条玄学之路吗？

 他们对于巴菲特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怀，其崇拜程度不亚于宗教教徒，巴菲特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巴菲特买什么他们就买什么，每年都参加伯克希尔的朝圣大会，以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升华，举手投足之间尽显巴菲特的风范。在他们的心中，只要买入好公司终生持有，不必关心股价，不必关心经济波动和股市震荡，不必关心利率变化，所有的事情尽管交给我们的神灵——“伟大公司”就行了，它可以保佑我们穿越时空到达胜利的彼岸。这的确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宗教情怀。但实践证明，这样一种建立在未来不确定性基础之上的所谓信仰，由于其违背了基本的商业常识和盛衰交替的经济规律，违背了格雷厄姆倡导的价值投资基本原则，只能算是一块掩盖自己投机行为的遮羞布。这样的信仰，别说格老了，就是巴神本人也不会认可。

近来看了一篇梁小民先生的文章《制度比人性和政府更重要》，很受启发。文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说是18世纪，英国政府向澳洲移民（罪犯），但死亡率奇高，既不经济，又受到舆论谴责。这个时候有两个方法：一是人性教育，这是白扯，大家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二是政府派员监督，但谁敢保证官员和船主不同流合污？即使你清正廉洁，万一船主把你扔到海里，报个“因公殉职”咋办？所以一位智者提出：改变付费制度——原来是上船时按人头付费，现在是到达目的地时按人头付费，一个小小的收费制度的变动，就把澳洲移民的死亡率由30%多降到了1%。作者感叹道：虽然制度也有局限性，但比起另外两种方法还是最有效的。

价值投资也是如此，虽然格雷厄姆设立的“制度”也不是万能的，但没有“制度”是万万不能的。一位投资者如果严格遵循格雷厄姆的教诲，以唯物主义的观点体认经济世界和证券市场的客观规律，把证券分析建立在客观冷静的数理逻辑的基础之上，并严格遵守安全边际、分散投资和股票仓位配置等原则和纪律，不负债投资，把投资的“制度”工作做好了，市场的风险得到了控制，那么，他就有极大的概率保证自己像卡拉曼所说的那样：每一圈比赛都留在赛道上，不用烧香拜佛也可以夜夜安枕，如此这般，还有必要一有风吹草动就把“信仰”挂在嘴边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