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小學沿流，褒鄭氏《篆髓》

                 ——《書篆髓後》鈔記

      北宋中期，金石學逐步興起，古文字的解讀與整理成為學界關注的核心方向，鄭惇方（字希道）所著《篆髓》六卷及《字義》一篇，正是這一學術背景下的文字學力作。要真正理解這部著作的價值，首先需梳理其背後貫通漢至宋的學術脈絡。鄭惇方並非孤立完成著述，而是系統吸納了歷代“小學”大家的研究精華：從漢代班固《白虎通義》奠定的訓詁範式入手，兼顧揚雄《方言》對語言差異的細緻關注，再到許慎《說文解字》對文字本源的系統梳理；進入唐代，既吸收李陽冰在篆法上的革新成果，也納入李舟《切韻》對韻部的規整貢獻；到北宋時，更融合徐鉉、徐鍇兄弟的《說文》校勘成就（其中徐鉉重點糾正了唐代李陽冰擅自改動《說文》的謬誤，徐鍇則以《說文繫傳》進一步細化文字訓釋）。這些跨越數代的學術成果被有機整合，最終構築起《篆髓》紮實的學術根基。

      更值得稱道的是，鄭惇方的治學品格貫穿於《篆髓》全書。原文稱其為“信厚君子”，這份“信厚”在治學中具體體現為兩點：一是即便對舊有學說補充新解，也始終以實證為依據，絕不憑空“意斷曲說”。例如解讀“禮”字在不同經書裏的用法時，他會援引《周禮》《儀禮》中的相關記載對比考證，結合時代背景分析詞義演變，而非僅憑主觀臆斷下結論；二是面對存疑之處，他堅持“疑者蓋闕”的原則。若某字的本義或其在經書中的特殊用法缺乏明確文獻支橕，便選擇留白待考，絕不牽強附會拼湊說法。這種嚴謹態度，恰好與原文強調的“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相呼應，也是後世學者認可《篆髓》學術價值的核心原因。

      《書篆髓後》中最具洞察力的論述，莫過於將《說文解字》比作醫者手中的《神農本草經》。這一比喻絕非簡單的類比，而是對漢代以來治學弊端的深刻批判。作者指出，《本草》中的草木金石雖各有固定藥性，但醫者用藥時必須結合患者體質、病症輕重調整配伍，才能真正發揮寒溫補瀉的療效；同理，《說文》中的文字雖有本義，但學者研讀經書時若忽視語境差異，強行將“字同義異”的情況統一為單一義項，恰似醫者不顧患者體質、病症差異盲目用藥。漢代以來，不少學者便陷入這樣的誤區：他們對經文中的字詞過度“雕刻采繪”，非要為每個字定下一個唯一解釋，即便與不同篇章的語境明顯冲突也不願妥協，最終讓六經的解讀陷入眾說紛紜的混亂，反而使後學對經典本義產生更深的疑惑。

      為印證“言各有當”的道理，作者還細緻梳理了經典中“字同義異”的典型案例，這些案例並非孤立的字詞分析，而是與文本語境深度融合：以“聞”字為例，《論語·顏淵》中“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的“聞”，指向表面裝作仁人、實際行為卻與之相悖的“小人虛名”，帶有鮮明貶義；而《詩經·小雅·車攻》中“之子於征，有聞無聲”的“聞”，刻畫的是天子打獵歸程時，隊伍雖莊重肅靜卻自帶威嚴聲望的場景，是對君子德行的褒揚。再看“比”字，《論語·為政》中“君子周而不比”的“比”，特指結黨營私的阿附之舉，飽含批判意味；但《周易·比卦·象傳》中“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的“比”，則取“水依地而安居、君依民而穩固”的喻義，是先王通過親睦諸侯來安定天下的善策。就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這句話，也並非孔子對喪死之事的普遍主張，而是針對宋桓司馬耗費三年打造石槨、追求喪葬奢靡的行為，特意提出的批判。這些案例層層遞進，徹底打破了“以一字考經”的僵化思維定式。

      這份對“語境”與“實證”的重視，讓《書篆髓後》不僅是對《篆髓》的推崇，更重要的是為北宋文字學確立了核心治學原則。它明確繼承徐鉉、徐鍇校勘《說文》的實證傳統，堅決反對李陽冰擅自改動《說文》的主觀做法，同時提出“簡而通”的治學路徑。不追求繁瑣的旁徵博引，而是以貫通語境、尊重文字多義性為核心。這種治學思想也為後世文字學的發展埋下了重要伏筆，例如清代段玉裁註解《說文解字》時，便深度借鑒了這種“結合語境釋字”的思路，明確提出“字不離詞，詞不離句”的釋字原則，進一步推動了文字學研究的深化。

      即便放到當下，這份治學精神仍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當前學術研究中，“穿鑿附會”的現象仍時有發生：有人解讀《論語》《孟子》等經典時，僅停留在字詞表面意思，忽略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背景與文本上下文的關聯；有人為追求“學術創新”，不顧文獻依據強行提出新說，甚至曲解經典原意。而《書篆髓後》恰恰提醒我們，無論是解讀古籍還是從事其他領域的學術研究，都需兼顧“本源”與“語境”。既要尊重文字的本義、文獻的原貌，不隨意篡改或曲解；又要重視具體語境的差異，不機械套用單一解釋。唯有像鄭惇方那樣秉持“疑者存闕、證者立說”的態度，才能避免陷入“唯考據”或“唯創新”的極端，讓學術研究真正紮根於紮實的文獻證據與理性的邏輯思考。

           附原文《書篆髓後》

   滎陽鄭惇方，字希道，作《篆髓》六卷，《字義》一篇。凡古今字說，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其精者皆在。間有未盡，傅以新意，然皆有所考本，不用意斷曲說，其疑者蓋闕焉。凡學術之邪正，視其為人。鄭君信厚君子也，其言宜可信。

   余嘗論學者之有《說文》，如醫之有《本草》，雖草木金石，各有本性，而醫者用之，所配不同，則寒溫補瀉之效，隨用各別。而自漢以來，學者多以一字考經，字同義異，皆欲一之，彫刻采繪，必成其說。是以六經不勝異說，而學者疑焉。孔子曰：“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則聞為小人。而《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之子於征，有聞無聲。”則聞為君子。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則比為惡。而《易》曰：“地上有水，比以建萬國，親諸侯。”則比為善。有子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則所謂和者，同而已矣。而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若此者多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以八字成文，然猶不可。一曰言各有當也，而況欲以一字一之耶？

       鄭惇方，字希道，北宋鄭州滎陽（今河南滎陽）人，生卒年不詳，主要活動於神宗至哲宗時期。他是北宋中期重要的篆書家與文字學家，以《篆髓》《字義》兩部著作聞名，其學術思想與書法實踐在金石學興起的背景下具有獨特價值。

       班、揚、賈、許、二李、二徐之學：班：班固（32年～92年），字孟堅，扶風安陵（今陜西省咸陽市）人，其文字學代表著爲《白虎通義》。揚：揚雄（前53年～18年），又作楊雄，字子云，蜀郡成都（成都郫縣友愛鎮）人。其小學代表著爲《訓纂篇》和《方言》。賈：賈逵（？174年～228年），字梁道，初名衢，后改名逵，河东郡襄陵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其主要著作《周官解詁》與《左氏傳詁》，訓釋古籍翔實，通過注釋經典推動了文字規范與訓詁方法的系統化。許：許慎（約58年～約147年），字叔重，東漢汝南郡召陵縣（今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區）人，經學家、文字學家。因其代表著《說文解字》的傳世，被後世尊為“字學宗師”。二李：指唐代李陽冰與李舟。李陽冰（生卒年不詳），約生于唐玄宗開元年間。唐代書法家。字少溫，譙郡（治今安徽亳州）人，出自趙郡李氏南祖。曾刊定東漢許慎所著《說文解字》為二十卷，但對原書的篆法和解說都大加改動。李舟：唐代音韻學家，其著作《切韻》重新編排韻部，使四聲次序相配齊整，奠定了《廣韻》206韻的基礎。二徐：指徐鉉、徐鍇。徐鉉（917年～991年？），字鼎臣，世稱“徐騎省”，廣陵（今江蘇省揚州市）人，原籍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他在小學上的主要貢獻是對《說文》精心校勘，恢復其原本真貌，一方面改正傳寫訛誤，駁正唐代李陽冰刊定《說文》的謬誤；另一方面辨正別體俗字。徐鍇（920年～974年），字楚金，南唐文字訓詁學家，原籍會稽（今浙江紹興）。其主要小學著作爲《說文解字繫傳》40卷（世稱“小徐本”）與《說文解字篆韻譜》（有10卷本和5卷本兩種）。

       《本草》：《神農本草經》的省稱，古代著名的藥書。因所記各藥以草類為多，故稱《本草》。

       彫刻采繪：指雕刻彩繪，意謂穿鑿附會。

       六經：指《詩》《書》《禮》《樂》《易》《春秋》等六種經典。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出自《論語·顏淵第十二》。馬融注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者也。”這裏的“聞”指小人。

       出自《詩經·小雅·車攻》。“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大意爲天子獵罷上歸程，但見隊伍不聞聲。勇武果敢真天子，確實成功有才能。這裏的“聞”指君子。

       君子周而不比：出自《論語·為政》。孔安國注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也。”此處之“比”爲貶義。

       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出自《周易·比卦·象傳》。《子夏易傳》曰：“地載水而澤也，水得地而安也，下得上而寧也，上得下而位也。故先王建萬國，和親諸侯，然後天下安也。”此處之“比”爲褒義。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出自《論語·學而》。馬融注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此處的“和”具有“同”義。

       君子和而不同：出自《論語·子路》。注曰：“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出自《禮記·檀弓上》，原文爲“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蓋為反對厚葬奢靡之風。據《禮記》子游所述，孔子見宋國桓司馬耗費三年制作石槨，遂提出“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旨在批判過度注重墓葬的陋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