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善餘慶，福蔭後人

                 ——蘇軾《三槐堂銘並敘》鈔記

      《三槐堂銘並敘》作於宋神宗元豐二年（1079年），是蘇軾在湖州上任時為學生王鞏家中的“三槐堂”題寫的銘詞。蘇軾在徐州期間，王鞏曾與其一起郊遊吟詩，待到蘇軾來湖州上任，王鞏也趕來相會，並請其為自家“三槐堂”作銘，蘇軾乃應邀寫了《三槐堂銘》。文章首先從天命有常立論，肯定了善惡的因果報應，提出“仁者必有後”的觀點；然後記敘了王祜手植三槐的經過和期待，以及王祜子孫後代多有仁德賢能者的事實。全文以天命有常、因果報應不爽的思想貫穿其中，崇尚仁厚忠恕之德行，其敘事議理亦委婉多姿而又清麗流暢。

      在《三槐堂銘並敘》中，蘇軾“天命有常”立論，開篇便拋出“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的疑問，引發讀者對天命與善惡報應的深度思考。然後援引申包胥“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之說，指出世人議論天命時，往往在天命尚未確定之時便急於求成，故爾覺得天命渺茫，以至善者懈怠、惡者放肆。為了確證“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的觀點，蘇軾列舉了盜跖長壽、孔子與顏回困頓的事例，說明這些衹是天命尚未確定時的表象。就像松柏生長在山林中，起初被蓬蒿圍困、遭牛羊侵害，但最終能歷經四季、跨越千年而長青，這便是天命確定後的結果。

      王氏家族的經歷，正好是“仁者必有後”的生動印證。王祜在漢、周之際便聲名顯赫，先後侍奉宋太祖、宋太宗，兼具文才武略與忠孝品德，天下人都期望他能擔任宰相，可他最終因剛正不阿、堅守正道而不被當時的朝廷所容。即便如此，王祜依然心懷坦蕩，親手在庭院中種植三棵槐樹，並預言“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這份對家族未來的自信，源於他對自身善德的堅守，以及對“善有善報”的堅定信念。後來，王祜之子王旦（即文中的魏國文正公）在宋真宗景德、祥符年間擔任宰相。當時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王旦享受福祿與榮譽長達十八年，完美印證了王祜的預言。王旦之子王素（懿敏公）則以直言進諫侍奉宋仁宗，在朝廷中擔任侍從官、統領軍隊長達三十多年，其品德高尚，聲望遠超所擔任的職位。到了王鞏這一代，他不僅與蘇軾相交甚篤，還喜好道德修養、擅長文學創作，很好地繼承了家族的優良傳統。

      蘇軾通過王氏家族祖孫四代的事跡，有力地證明了“天果可必也”。他並將王祜與李棲筠進行對比，指出兩人在雄才大略與剛直氣節上不相上下，李棲筠的兒子李吉甫、孫子李德裕在功名富貴方面也與王氏家族相近，但在忠誠、守信、仁愛、寬厚等品德上，卻遠不及王旦父子。由此，蘇軾得出“王氏之福，蓋未艾也”的結論，堅信王氏家族的福澤將會綿延不絕。

      《三槐堂銘並敘》在藝術表現上極具特色，敘事與議論巧妙交融，相得益彰。文章開頭以議論開篇，圍繞天命與善惡報應展開論述，提出核心觀點；中間部分則轉入敘事，詳細講述王祜手植三槐、王旦擔任宰相、王素為官正直以及王鞏傳承家德等事跡，用具體的事例支橕前文的觀點；結尾又以銘文的形式進行總結與升華，再次強調善德的重要性，使整篇文章結構完整、邏輯嚴密。

      在語言風格上，文章兼具委婉多姿與清麗流暢的特點。蘇軾摒棄了晦澀難懂的辭藻，運用簡潔、自然的語言進行敘述與議論，讓讀者能夠輕鬆理解文章的內涵。同時，文中多處運用比喻、反問等修辭手法，增強了文章的感染力與說服力。如將松柏的生長過程比作善德的积累與回報，生動形象地闡釋了“天命有定”的道理；通過“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的反問，突出了王祜“修德於身，責報於天”的遠見卓識。

      在當今社會，《三槐堂銘並敘》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它所倡導的“積善餘慶”思想，提醒著人們要重視道德修養，堅守善念、多行好事。在快節奏的現代生活中，有些人過於追求物質利益，忽視了品德的培養，甚至為了達到目的不擇手段。而《三槐堂銘並敘》通過王氏家族的事例告訴我們，短期的利益得失並非人生的全部，善德的积累才是最寶貴的財富，它不僅能讓個人獲得內心的安寧與滿足，還能為子孫後代帶來福澤。同時，文章中體現的家族文化傳承理念，也為現代家庭建設提供了有益的借鑒。王氏家族之所以能夠歷經數代而不衰，關鍵在於其優良品德的代代相傳。

          附原文《三槐堂銘並敘》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為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考之，而其可必也，審矣。

   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國文正公，相真宗皇帝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福祿榮名者十有八年。

   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券，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棲筠者，其雄才直氣，真不相上下，而棲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信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

   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恤厥德。庶幾僥幸，不種而獲。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