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萬物，自有分定

                 ——蘇軾《菩薩泉銘並敘》鈔記

      讀罷蘇軾《菩薩泉銘並敘》，掩卷而思，頗感世間萬物各有分定，非人力強爲而可致也。此文中所記阿育王所鑄文殊之像，最早發光於南海之上，俾海上漁民見之。當漁民們將此奇異之現象稟報當年的廣州刺史陶侃時，乃是此像得以發現並打撈之時。陶侃得知此事之後，便派漁民循跡打撈，由是獲得此像。待到菩薩造像打撈上來後，再看其像座款識，才知道是阿育王所鑄造的文殊師利像。在這裏，從漁民的發現異象到陶侃的命人循跡打撈，乃是此像第一次所落之分定。

      由於是佛門的菩薩造像，不便放在俗家供養，由是打撈上來之後，便交由武昌寒溪寺來供養，這也說明了此像與寒溪寺淵源深厚。因此，後來陶侃移守荊州，他想要把此菩薩像帶走時，竟以人力無法移動它。後來增至牛車三十輛，方勉強將佛像移動到船上，可是當佛像上船之後，此船立即沉沒，這意味着此像確與陶侃無緣。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陶侃只得將佛像再度返還寒溪寺，這就說明了佛像緣在該寺。

      此後，廬山慧遠大師迎請此像到廬山供奉，殆佛像與遠公有此一段緣分，以故移像入山，“了無艱礙”。當此像移入廬山供養之後，山中世代以兩個僧人守護此像，因而一直沒有出現過差池。到了李唐會昌年間（841年～846年），唐武宗下了毀佛令，致使佛教遭受了慘重的打擊。會昌五年（845年），武宗應道士之請，下令廢佛，除長安、洛陽各四寺，地方諸州各一寺外，悉毀壞之。僧徒則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而外，悉令歸俗。毀寺之材木，以造廨驛。據《舊唐書·武宗紀》所載，“其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堤、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萬人。”連史書作者也在慨歎：“于戲！前古未行，似將有待；及今盡去，豈謂無時。”值此劫難之際，廬山守此佛像的二僧只得將佛像藏在錦繡谷，以避免遭受不測。待到會昌法難過後，佛教復興之時，廬山僧人卻無法再找到這尊佛像。這或許也是文殊像與廬山緣盡了，但還時常能看到錦綉谷中閃現光影，如同在峨眉與五台所見到的佛光相似。

      關於錦繡谷中佛光一事的文獻記載中張文逸之文，蘇軾殆有思慮未周之處。一是慧遠大師的文集中好像沒有收張文逸的文章，查舉凡佛典，但有《佛祖統紀》卷二六所記蓮社人員中，方列出處士張文逸其人，但並無文字流傳後世。其二是張文逸是東晉人士，待到會昌法難時，他早已作古，焉能記錄後世之事？若是說山中父老所傳說，此言尚可採信。這也就是說，阿育王所造的文殊像在會昌五年之後，便消失於人間了，這便是此像與東土之緣盡矣。

      可令人詫異的是文殊佛像失蹤之後，在寒溪寺西幾百步之外的西山寺，竟有清泉冒出於山洞中，其泉色白而味甘。這一因緣殆與文殊佛像首次供奉於寒溪寺相關，人們稱此泉作“菩薩泉”，可世人對於其歷史淵源不甚瞭然。此時，黃庭堅的舅舅李常（字公擇）對東坡道：這難道是疇昔佛像所供奉之地麼？因而李常希望東坡能就此作銘，以曉後人此源泉之本末。

      通覽全文，阿育王所造文殊像，最早見於南海，遇陶侃而得以打撈，此其第一緣也。文殊像打撈上來之後，被供奉在武昌寒溪寺，乃是此像之第二緣也。待到慧遠請此像上廬山供養，直至會昌五年之前，乃是此像的第三緣也。會昌法難之後，僧人藏像於錦繡谷，此後便長期失蹤，但見山中或有光影產生，這正好說明此像緣滅矣。至於後來在寒溪寺西的山洞中湧現泉水，或許仍是因聖跡所顯之祥瑞。惟其如此，蘇軾的銘文道：像在廬山，晚上佛像照天；白晝察看，但有寥寥空山。誰料到寒溪寺竟有清泉，何不到那去看看，文殊祥瑞瞭然現之。

      《菩薩泉銘並敘》作於元豐四年（1081年）十月，是時東坡正在黃州充任團練副使，也是其人生最為低谷時期。在此時期，東坡曾有《赤壁》二賦的創作，其間道盡世間萬物各有所主之理，因而此尊菩薩像也是如此。其間既有其緣起，也有其緣滅，既有其首住寒溪，也有再移廬山之緣，然終歸消失，惟餘佛光與清泉等祥瑞，以長蔭後人。

           附原文《菩薩泉銘並敘》

      陶侃為廣州刺史，有漁人每夕見神光海上，以白侃。侃使跡之，得金像。視其款識，阿育王所鑄，文殊師利像也。初送武昌寒溪寺。及侃遷荊州，欲以像行，人力不能動。益以牛車三十乘，乃能至船。船復沒，遂以還寺。其後惠遠法師迎像歸廬山，了無艱礙。山中世以二僧守之。會昌中，詔毀天下寺，二僧藏像錦繡谷。比釋教復興，求像不可得，而谷中至今有光景，往往發見，如峨眉、五台所見。蓋遠師文集載處士張文逸之文，及山中父老所傳如此。今寒溪少西數百步，別為西山寺，有泉出於嵌竇間，色白而甘，號菩薩泉，人莫知其本末。建昌李常謂余，豈昔像之所在乎？且屬余為銘。銘曰：

   像在廬阜，宵光燭天。旦朝視之，寥寥空山。誰謂寒溪，尚有斯泉。盍往鑒之，文殊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