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三閭祠廟，感家國多艱

                 ——蘇軾《屈原廟賦》鈔記

      《屈原廟賦》是蘇軾青年時代創作的賦，當作於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當時蘇軾剛登進士不久，歸守母喪期滿，告別四川故鄉，與其父蘇洵取長江水道北赴汴京（今河南開封），途經湖北秭歸屈原廟，有感於國家命運，觸景生情寫下此賦。此賦通過想象描寫了屈原的經歷，刻畫了屈原孤憤無奈、悲傷絕望的心情，不僅表達了作者對於屈原這位偉大詩人的景仰之情，同時也表達了他對國家命運的憂思，更是表達了他不屈服現實、勇於抗爭的決心與勇氣。若將年代上泝千餘年，賈太傅赴任長沙，亦作賦憑弔屈原，是後賈誼人生趨於低谷。然東坡方登進士而位出仕便憑弔屈原，豈其人生軌跡之讖也哉？殆亦如三閭之多蹇也。

      嘉祐四年的長江水波，載著一艘特殊的扁舟緩緩東行。舟中坐著初登進士第的蘇軾，這位剛結束母喪守制、即將奔赴汴京開啟仕途的青年才俊，心中既有對未來的憧憬，更藏著對人生與家國的深沉思索。當船行至湖北秭歸時，江畔那座紀念屈原的廟宇赫然映入他眼簾，便如歷史長河中一盞不滅的燈，瞬間叩擊了他的心靈。正是這次偶然的駐足，讓蘇軾揮毫寫下《屈原廟賦》。這篇賦絕非簡單的憑弔之作，而是他青年時期精神世界的活脫投影，字裏行間交織著作者對先賢的敬仰、對國家命運的憂思，更鐫刻著他對自我人生信念的堅定守望。

      提及文人憑弔屈原的傳統，賈誼與他的《吊屈原賦》是繞不開的坐標。千餘年前，賈誼被貶赴任長沙，途經湘江時，見江水湯湯，念及屈原的悲劇，揮筆寫下滿紙失意與悲憤。當時的賈太傅人生正墜入低谷，賦中字字皆是借屈原境遇抒發自身的鬱鬱不平。而蘇軾寫《屈原廟賦》時，境遇卻與賈誼截然不同：他剛登進士第，正是意氣風發、渴望在朝堂上大展拳腳之時。可他的前路即便看似光明，屈原的命運依舊深深地觸動了他，這不禁引人深思：難道青年蘇軾早已預見，自己的人生終將如屈原般坎坷多蹇嗎？

      事實上，這種跨越千年的“屈子情結”，根源在於中國文人刻在骨子裏的家國情懷與理想堅守。賈誼所處的漢初，政治暗流湧動，他雖有“治安策”的曠世之才，卻因鋒芒太露遭權貴排擠，難獲重用；而蘇軾所處的北宋，表面上“清明上河圖”般的繁榮之下，早已暗藏了冗官、冗兵、冗費的沉疴，朝堂上新舊勢力的博弈也已初現端倪。屈原“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執著，“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的堅守，恰如一束光，成為歷代文人在困境中砥礪前行的精神支柱。蘇軾在青年時期便對屈原產生了強烈共鳴，並非因為預見了前路的坎坷，而是他從一開始就將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緊緊捆綁。他看懂了屈原“違國去俗死而不顧”的高潔氣節，更清醒地意識到：在復雜的政治環境中堅守理想，注定是一條艱難的路。這種情結，是對文人使命的深刻認知：即便前路迷霧重重，也要像屈原那樣，為了家國理想守住本心。

      在《屈原廟賦》中，蘇軾以豐富的想象力重構了屈原的人生軌跡，將這位偉大愛國詩人的孤憤與悲壯刻畫得入木三分，仿佛讓讀者能親眼看見千年前那位踽踽獨行的忠臣。“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開篇短短二十餘字，便勾勒出屈原被放逐後的淒涼境遇：他被迫遠離故土，在波濤洶湧的江面上漂泊，生前無一處安穩的歸宿，死後連一座能寄托哀思的墳墓都沒有。這種描寫沒有刻意堆砌悲情詞彙，卻在平實的敘述中透著刺骨的悲涼，讓讀者瞬間共情屈原的孤獨與無助。

      而對屈原內心世界的刻畫，更是此賦的點睛之筆。“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蘇軾沒有將屈原塑造成一個“為死而死”的悲情符號，而是細膩地展現了他在生死之間的掙扎與思考。“處死之為難”五個字，道盡了屈原對生命的敬畏。他並非不愛惜生命，衹是當國家命運與個人理想徹底相悖時，他選擇以死明志，用生命捍衛自己的操守。“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用心！” 蘇軾的這句感歎，既是對屈原內心痛苦的深切共情，更是對他“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理想堅守的由衷敬佩。

      此外，蘇軾還精準捕捉到屈原在朝堂上的兩難困境：“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屈原本可以選擇“高舉遠遊”，遠離朝堂的紛爭；也可以選擇“退默深居”，在亂世中明哲保身。可他心中裝著楚國的百姓、裝著對君主的期望，始終放不下對國家的責任。於是，他衹能在朝堂之上獨自吶喊，一邊憂慮君主被奸人蒙蔽，一邊恐懼君臣關系日益疏遠。這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執著，正是屈原精神的核心，也是蘇軾最為敬仰的品質。

      《屈原廟賦》看似是蘇軾對屈原的憑弔，實則是他借屈原之口，袒露自己的家國憂思與理想堅守。當時的蘇軾雖初入仕途，卻以敏銳的洞察力察覺到北宋社會的潛在危機。“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斫方以為圓”，這幾句看似是對千年社會風氣的感慨，實則是對北宋朝堂現狀的委婉暗諷：在當時的官場，一些本有操守的賢者，為了避免遭人譏諷，主動改變了自己的原則；為了迎合世俗的規則，不惜“斫方為圓”，徹底丟掉了本心。蘇軾對此深感痛心，他在賦中明言自己不願隨波逐流，而是要像屈原那樣，始終堅守“懷瑾佩蘭”的高潔品格，即便被世俗孤立，也絕不妥協。

      “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這句擲地有聲的誓言，既是屈原的心聲，更是蘇軾對自己的期許。在他看來，個人的生命在國家命運面前，渺小得不值一提。如果國家面臨顛覆的危機，自己絕不會貪戀生命，更不會逃避責任。這種以家國為重的情懷，貫穿了蘇軾的一生：後來他經歷“烏臺詩案”的生死劫難，被貶黃州、惠州、儋州等偏遠之地，卻始終沒有放棄對國家的責任、對百姓的關懷。在杭州，他主持修建蘇堤，疏浚西湖，讓百姓免受水患之苦；在黃州，他寫下《答秦太虛書》，字裏行間滿是對民生疾苦的牽掛；在惠州，他推廣秧馬、改進農具，幫助農民提高收成。這些實際行動，正是對《屈原廟賦》中家國情懷的最好踐行。

      同時，蘇軾在賦中也表達了對“君子之道”的獨到思考：“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他清醒地認識到“全身遠害”是亂世中一種穩妥的生存方式，可他更敬佩屈原“獨為其難”的選擇，明知堅守理想會招來禍患，卻依舊選擇那條最難走的路。在蘇軾眼中，真正的君子，不一定非要追求“全身而退”，更重要的是守住自己的理想與操守。這種對“君子之道”的理解，成為了蘇軾一生的行為準則：他一生坎坷，卻始終保持著“一蓑煙雨任平生”的樂觀豁達；即便在最艱難的處境中，也沒有放棄對理想的追求、對生活的熱愛。

      《屈原廟賦》作為蘇軾青年時期的代表作，或許不如他後期的《赤壁賦》《後赤壁賦》那般意境開闊、哲理深邃，卻有著不可替代的價值。它像一部“青春宣言”，記錄了蘇軾青年時期的理想與情懷，展現了他對屈原精神的深刻理解，更隱約預示了他一生的人生軌跡與精神追求。千年之後，當我們重讀這篇賦，依舊能清晰感受到蘇軾對屈原的敬仰、對家國的憂思，以及對理想的堅守。

      屈原的“高節”與蘇軾的“堅守”，跨越千年時光，在歷史長河中形成了強烈的精神共鳴。這種共鳴，早已超越了文人之間的惺惺相惜，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告訴我們，無論身處何種時代，堅守理想、心懷家國的品質，永遠不會過時。在今天，我們依然能從《屈原廟賦》中汲取力量：像屈原那樣，不被世俗裹挾，守住本心與操守；像蘇軾那樣，即便遭遇挫折，也始終保持樂觀與擔當。唯有如此，才能在紛繁复雜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實現真正的人生價值。

         附原文《屈原廟賦》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子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湍。賦《懷沙》以自傷兮，嗟子獨何以為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

     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怨慕兮，恐君臣之愈疏。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教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惸惸乎中浦。

   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況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斫方以為圓。黽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為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以非智。惟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

     嗚呼，君子之道豈必全兮，全身遠害亦或然兮。嗟子區區，獨為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為賢兮。夫吾何悲？子所安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