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昆陽故城，弔疇昔戰場

                 ——蘇軾《昆陽城賦》鈔記

      北宋嘉祐五年（1060年）初春，蘇軾途經河南葉縣的昆陽故城時，這片沉寂已久的土地，驟然喚醒了一段震撼人心的歷史記憶：一千零三十七年前，東漢開國皇帝劉秀正是在此地，率領八千精銳勁旅，擊潰了王莽麾下四十二萬大軍，締造了中國戰爭史上“以少勝多”的傳奇決戰。當時的蘇軾剛過弱冠之年，雖已金榜題名，然剛踏入仕途。在他的胸中，既有對未來功名事業的熱切期許，也藏著對歷史興衰更替的深沉叩問。眼前昆陽故城的景象，更讓這份心緒添了幾分悵惘：遼闊平野之上，霧氣氤氳彌漫，孤立的城郭像土塊般渺小；風沙掠過殘破的斷壁殘垣，當年用於攻防的樓櫓早已蕩然無存；唯有當地農夫佝僂著身軀，在田壟間辛勤種菜，對腳下曾浸染鮮血的往事一無所知。這種“古今隔絕”的強烈沖擊，化作了《昆陽城賦》開篇的筆墨，為整篇賦作奠定了撫今追昔的情感基調。

      值得玩味的是，蘇軾對這篇賦作始終格外珍視。二十四年後（1083年），身處黃州貶所的他，應友人張懷民（字夢得）之請，以行書親筆書寫全文。此時的蘇軾，剛歷經“烏臺詩案”的沉重打擊，筆下的線條褪去了早年的青澀，更添蒼勁沉郁的韻味。這一手書版本，讓《昆陽城賦》兼具了文學與書法的雙重價值，成為宋代“尚意書風”與雄健文氣交相輝映的“雙璧”之作。

      賦文開篇“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以極簡練的筆墨勾勒出昆陽城遠景。“靄靄”二字描繪的朦朧霧氣，與“如塊”所喻的突兀城郭形成鮮明對比，巧妙暗喻了歷史的厚重與現實的輕渺。緊接著，“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聚焦細節：古城的城門依舊四通八達，舊時的道路仍保留著往日的輪廓，唯有“樓櫓之安在”這一追問，如利刃般撕開了時空的裂縫，引出對往昔的追憶。末句“彼野人之何知，方佝僂而畦菜”堪稱神來之筆。此處的“野人”並非貶義，而是對“不知歷史者”的客觀描述。農夫們安然勞作的場景，恰恰反襯出身為文人的“知史者”心中的沉重。蘇軾既沒有嘲諷農夫的懵懂，也沒有炫耀自身的學識，而是借這種鮮明反差，傳遞出對“歷史被淡忘”的無奈，為下文追憶昆陽之戰埋下了伏筆。

      進入賦文核心部分，蘇軾以鋪陳渲染的筆法，生動再現了昆陽之戰的恢弘場面與慘烈景象。但他並未局限於單純的“英雄頌歌”，而是跳出傳統框架，呈現出矛盾且深刻的審視視角。一方面，他以豪邁激昂的筆調，張揚戰爭的壯闊與劉秀的英勇：“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的讚歎，搭配“驅雲而擁海”的軍陣描寫，將劉秀的壯舉推向了極致。“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一句，精準捕捉到戰局的關鍵轉捩點。劉秀率領十三騎突圍搬兵，並親自帶領敢死隊沖擊敵軍中軍，這一情節與《後漢書》中“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的記載相互印證，讓歷史場景更顯真實。而“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的細節，生動展現了王莽軍隊從最初的驕狂自大，到最終潰敗棄械的瞬間反差，極大地凸顯了戰局逆轉的戲劇性。

      另一方面，蘇軾在描寫戰爭的同時，始終暗藏著對戰爭本身的反思。“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的議論，直指王莽政權孤注一擲的狂妄；“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幾何人，或金章而玉珮”則將目光從將領轉向普通士卒。無論身份貴賤，最終都淪為溝壑中的枯骨，含蓄諷刺了權欲爭鬥的虛妄。這種“既贊英雄之勇，又哀戰爭之慘”的雙重態度，讓《昆陽城賦》超越了普通詠史之作的局限，更具思想深度。

      賦文的思想升華，始於對新莽將領嚴尤悲情的聚焦。嚴尤是王莽麾下少有的有識之士，曾兩次向王莽進獻良策：第一次建議大軍直接奔赴宛城解除圍困，而非在昆陽這座小城耗費兵力；第二次則主張“圍城留缺”，以瓦解守軍的鬥志。可惜這兩條計策，都被剛愎自用的王邑拒絕。蘇軾用“懷長才而自浼”歎息嚴尤的才智被埋沒，更以“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的追問，點出嚴尤的命運困境。他明明知道王莽政權終將覆滅，卻仍選擇留在其麾下，這種“清醒的沉沦”，正是亂世中知識分子的悲劇縮影。

      賦文結尾“過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戛然而止，卻餘味無窮。這裏的“志士之慨”，既是蘇軾對嚴尤的同情，更是他對自身命運的隱憂：當時代洪流洶湧而至，個體的才智與堅守，究竟能有多少意義？正是這一追問，讓《昆陽城賦》從單純的“吊古”，升華為對自我、對人生的“自警”，思想價值更為深遠。

      昆陽之戰本身的歷史意義，為《昆陽城賦》提供了厚重的創作意義。這場戰役不僅徹底摧毀了王莽政權的軍事支柱，更成為東漢王朝開國的重要基石，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昆陽城之戰，光武威震天下，王業之興肇此矣。”即便在近現代，這場戰役仍被高度認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將其列為“弱者後發制人”的經典戰例，著重強調了主觀指導對戰爭局勢的決定性作用。而蘇軾的《昆陽城賦》，則讓這場古老戰役的精神內核得以傳承延續。他沒有局限於復述歷史史實，而是通過“劉秀的勇”“王邑的驕”“嚴尤的悲”三個維度，構建起多視角的敘事框架，將戰爭的殘酷、權術的無常與個體的無奈熔於一爐。在其“縱橫恣肆”的文風中，既留存著少年蘇軾的豪情壯志，更蘊含著超越年齡的哲人清醒。正如“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的論斷，看似顛覆了傳統的英雄觀念，實則深刻揭露了亂世中“時勢造英雄”的本質。

      從書法角度來看，蘇軾在黃州時期書寫的《昆陽城賦卷》更顯珍貴。此時蘇軾的行書技藝已臻化境，筆下的筆畫時而剛勁有力，如戰陣交鋒般激昂；時而舒緩流暢，如平野遠眺般沉静，與賦文中的情感起伏完美契合。墨跡中暗藏的頓挫與流暢，正是作者歷經宦海沉浮後，對歷史、對人生最深刻的註解。

           附原文《昆陽城賦》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宛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傴僂而畦菜。

   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

   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憑軾而大笑，旋棄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幾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市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群兮，紛就死之何怪。

   獨悲傷於嚴生，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待。過故城而一吊，增志士之永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