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池敘右軍往事，作記勸後世務學

             ——讀曾子固《墨池記》

      墨池在江西省臨川縣（今江西撫州），相傳是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洗筆硯處。相傳東晉書法家王羲之在池邊習字，池水盡黑。曾鞏欽慕王羲之的盛名，於慶曆八年（1048）九月，專程來臨川憑弔墨池遺跡。州學教授（官名）王盛請他為“晉王右軍墨池”作記，於是曾鞏根據王羲之的軼事，寫下了此篇散文《墨池記》。此文以傳說中王羲之“墨池”遺跡為切入點，卻未糾纏於“墨池是否為真跡”的考證，而是將目光聚焦於王羲之本人，深入闡釋其書法成就源於後天不懈耕耘的核心觀點，進而自然引申出“學習至關重要”的普世道理。全文以“記敘為骨、議論為魂”，層層遞進、脈絡清晰，既展現了曾鞏嚴謹的思辨能力，也傳遞出深刻的勸學思想，讀來引人深思。

      文章開篇，曾鞏用簡練而具象的筆觸，為讀者勾勒出墨池的方位與形態：“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短短數句，不僅明確了墨池“在新城之上、臨溪而居”的地理坐標，還點出其“窪然方長”的外形特點，更借《臨川記》的記載印證了“墨池與王羲之相關”的說法，為後文展開鋪墊了紮實的背景。緊接著，曾鞏提及王羲之仰慕東漢書法家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的典故，並以“豈信然邪”（難道真的是這樣嗎）的疑問收尾。這一設問並非質疑典故的真實性，而是巧妙製造懸念，引導讀者跳出“遺跡真偽”的局限，轉向對王羲之成功根源的探究。

      在引出核心話題後，曾鞏筆鋒一轉，從“記池”轉向“論人”，著力剖析王羲之書法成就的成因。文中先描繪王羲之的人生選擇：“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這段話生動展現了王羲之不慕仕途、縱情山水的灑脫心性。他不願被官場束縛，轉而遊歷東方、泛舟滄海，在自然中舒展心境、汲取創作靈感。這種自由的生命狀態，固然為其書法注入了靈動氣韻，但曾鞏隨即強調：王羲之的書法成就，絕非僅靠天賦或境遇，更源於後天的極致努力。“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一句點明關鍵：王羲之的書法到晚年才臻於精妙，其技藝的提升，是靠長期傾注精力、刻苦鑽研得來的，而非“天生奇才”。這一論斷直接打破了“天賦決定論”的誤區，與儒家“人皆可為堯舜”的教化理念相契合，也凸顯了曾鞏對“後天學習”的重視。他想通過王羲之的例子證明：即便天資出眾，若缺乏後天努力，也難成大器。

      在釐清王羲之成功的核心原因後，曾鞏進一步拓展議論維度，將“書法學習”上升到“普遍學習”與“道德修養”的層面。他提出反問：“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後世書法家中為何無人能超越王羲之？難道不是因為他們在學習上的投入遠不及王羲之嗎？由此推導得出“學習絕不可懈怠”的結論，更遞進一層指出：若想在“道德修養”上達到高深境界，更需要以勤奮學習為根基。這一論述很貼合宋代士人“學以成人”的共同追求。宋代文人普遍認為“學習不僅是技藝提升，更是人格完善的途徑”，也體現了曾鞏作為正統古文家的責任意識：他希望通過此文提醒世人，個人的學習與修養不僅關乎自身成長，更與社會教化緊密相連，唯有人人重視學習、精進品德，才能推動社會向好发展。

      文章後半段，曾鞏將視角拉回現實，敘述州學教授王盛的意願：“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此時的墨池已成為州學的一部分，王盛擔心這一蘊含勸學意義的遺跡被人遺忘，便在楹柱上題寫“晉王右軍墨池”六字以彰顯其價值，還特意囑託曾鞏譔寫記文。曾鞏並未直接評價王盛的行為，而是以“推王君之心”（推測王君的用意）引發思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在他看來，王盛的舉動有兩層深意：一是尊重他人的特長與努力，即便衹是“書法技藝”這樣的一技之長，也不願其被埋沒，因此重視墨池這一“遺跡載體”；二是希望借王羲之“臨池學書”的事跡，勉勵州學中的學子勤奮向學。隨後，曾鞏進一步升華主題：“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一個人僅憑一技之長，就能讓後人如此尊崇，更何況那些品德高尚、言行端莊的“仁人莊士”，他們留下的精神風範與思想養分，對後世的影響該何等深遠？這一追問，將文章的立意從“勸人學技藝”提升到“勸人學品德”的高度，凸顯了曾鞏對“道德傳承”的重視。

      從寫作手法來看，《墨池記》最鮮明的特色是“記敘與議論的深度融合”。文中的記敘並非單純的事實陳述，而是為議論服務：無論是開篇對墨池的介紹，還是對王羲之生平、王盛舉動的敘述，都成為引出議論、支橕觀點的“基石”；而議論也並非脫離記敘的空泛說教，而是緊扣前文內容展開。如在敘述王羲之“辭官遊山水”後，立即議論其書法“晚乃善”的原因；在講述王盛題字請記後，隨即推測其用意並升華主題。這種“敘議交織”的寫法，讓文章既有“故事感”，又有“思想力”，邏輯嚴密且富有感染力。同時，曾鞏善用設問、反問增強表達效果，如“豈信然邪”“豈其學不如彼邪”等問句，既引發讀者思考，也讓觀點的呈現更顯委婉而有力，避免了生硬說教。

      此外，《墨池記》的語言風格兼具“質樸”與“醇厚”。曾鞏未用華麗辭藻堆砌，而是以平實精準的語言敘事論理。如用 “隱然而高”“窪然而方以長”描寫地形與池形，簡潔卻畫面感十足；用“精力自致”“非天成也”概括王羲之的成功原因，直白卻切中要害。這種“文辭不繁而意蘊深厚”的風格，既符合宋代古文“重理趣、輕藻飾”的審美追求，也讓文章的思想觀點更易被讀者理解與接受。尤其文末那句“夫人之有一能…… 被於來世者何如哉”，以簡潔有力的反問收束全文，既呼應了前文對王羲之的論述，又將“勸學”“崇德”的主題推向高潮，餘味悠長。

      綜合來看，曾鞏的《墨池記》絕非一篇單純“記古跡”的散文，而是借“墨池”這一載體，傳遞“勤學成才、崇德向善”思想的勸學名篇。文中通過剖析王羲之的成功、解讀王盛的用意，清晰傳遞出兩個核心道理：其一，任何成就的取得，都離不開後天的勤奮學習，天賦絕非“躺贏”的資本；其二，學習不僅是提陞技藝的途徑，更是修養品德、傳承文明的根基。這份對“學習”與“品德”的雙重重視，不僅在宋代具有深刻的教化意義，即便在今天，也能為我們提供啟示。無論是學業精進、事業發展，還是人格完善，都需要以“勤”為基、以“學”為徑。正因如此，《墨池記》才能在宋代散文中佔據獨特地位，成為流傳後世、值得反復品讀的經典。

           附原文《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其故跡，豈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其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彰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鞏曰：“願有記”。推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鞏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