爲諫院題名，謹言官職責

                 ——司馬光《諫院題名記》鈔記

      嘉祐八年（1063年），北宋名臣司馬光做出了一個頗具深意的舉動。他派人在諫院中立起一塊石碑，將歷任諫官的名字一一鐫刻其上，並親自撰寫了《諫院題名記》一文，以記述此事。這一舉措看似簡單，卻蘊含著司馬光對諫官制度的深刻理解，以及對在任和後世諫官們沉甸甸的期望。

      文章開篇，司馬光追溯諫官的源起，“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上古之時，雖無專門諫官，卻鼓勵各階層人士向君主進諫，所謂“堯有欲諫之鼓”，便是廣開言路的象徵。直至漢代，諫官這一職位才正式登上歷史舞臺，成為君主聽取各方意見、修正政令的重要耳目。這一歷史沿革的簡要回溯，不僅為下文論述諫官職責奠定了基礎，也彰顯了諫官制度在維繫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接下來，司馬光筆鋒一轉，深入剖析諫官之職責。“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天下之大，政事之繁，民生之苦樂，皆匯聚於諫官一人之口，其責任之重，不言而喻。那麼，如何才能勝任這一要職呢？司馬光給出了明確的指引：“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諫官應當關注國家大政方針、社稷安危等重大問題，而不拘泥於瑣碎小事；面對諸多事務，要分清輕重緩急，將急切關乎國計民生之事優先上奏；最重要的是，心中時刻裝著國家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在司馬光看來，那些汲汲於追逐個人名利的諫官，與貪圖物質利益者無異，二者都背離了諫官的初心，與真正為國為民的諫官境界相差甚遠。

      隨後，司馬光轉入對諫院題名一事的具體敘述。天禧初年（），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嘉祐八年（1063年），北宋名臣司馬光做出了一個頗具深意的舉動。他派人在諫院中立起一塊石碑，將歷任諫官的名字一一鐫刻其上，並親自撰寫了《諫院題名記》一文，以記述此事。這一舉措看似簡單，卻蘊含著司馬光對諫官制度的深刻理解，以及對在任和後世諫官們沉甸甸的期望。

      文章開篇，司馬光追溯諫官的源起：“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上古之時，雖無專門諫官，卻鼓勵各階層人士向君主進諫，所謂 “堯有欲諫之鼓”，便是廣開言路的象徵。直至漢代，諫官這一職位才正式登上歷史舞台，成為君主聽取各方意見、修正政令的重要耳目。這一歷史沿革的簡要回溯，不僅為下文論述諫官職責奠定了基礎，也彰顯了諫官制度在維繫國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

      接下來，司馬光筆鋒一轉，深入剖析諫官之責任。“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天下之大，政事之繁，民生之苦樂，皆匯聚於諫官一人之口，其責任之重，不言而喻。那麼，如何才能勝任這一要職呢？司馬光給出了明確的指引：“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諫官應當關注國家大政方針、社稷安危等重大問題，而不拘泥於瑣碎小事；面對諸多事務，要分清輕重緩急，將急切關乎國計民生之事優先上奏；最重要的是，心中時刻裝著國家利益，而非一己私利。在司馬光看來，那些汲汲於追逐個人名利的諫官，與貪圖物質利益者無異，二者都背離了諫官的初心，與真正為國為民的諫官境界相差甚遠。

      隨後，司馬光轉入對諫院題名一事的具體敘述。“天禧（1017～1021年）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1041年～1048年）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於石”。天禧初年，宋真宗下詔設立六名諫官，正式確立了諫官的編制與職責。到了慶曆年間，司馬光的好友錢公輔首次將諫官名字書寫在木板上。司馬光擔心木板題字易污損，時間一長字跡會模糊消失，於是在嘉祐八年，將這些諫官名字刻在石碑之上。他深知，石碑比木板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而這不僅是對諫官名單的妥善留存，更是一種警示。

      文章的結尾，司馬光以一句深沉的感歎作結：“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 他設想，後世之人路過諫院石碑，會逐個指著上面的名字評說，這個人忠誠，那個人奸詐，這個人正直，那個人邪曲。如此直白且不留情面的評判，怎能不讓在任的諫官心生敬畏呢？清人林雲銘認為：“書諫官之名於石，本以示榮，記中卻以示戒，非大儒不能為此言。通篇皆責備語，無一閒話。看來似過於樸直，然其不可及處，正不外此。公有傳家集八十卷，語多此類。餘每誦讀，未嘗不正襟起敬。”（《古文析義》卷十四）可見，司馬光的這一提法不僅體現了對後人評價的擔憂，更是對當下諫官的一種鞭策，提醒他們時刻謹記自己的職責，秉持公正、忠誠的態度履行使命，否則將在歷史的長河中留下千古罵名。

      《諫院題名記》全文不過百餘字，卻層次分明、邏輯嚴密，從諫官的起源、職責，談到題名刻石的由來，最終落腳於對諫官的警戒。司馬光以簡練的文字，傳達了其深刻的政治理念，體現出他對國家治理的憂思，以及對諫官們恪盡職守、忠於國家的殷切期望。在千年之後的今天，這篇文章依舊具有借鑒意義，它提醒著每一位處於監督、建言位置的人，要肩負起責任，不忘初心，以公正無私的態度，為公眾利益和社會發展貢獻力量。

           附原文《諫院題名記》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來，始置官。

      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眾，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天禧初，真宗詔置諫官六員，責其職事。慶曆中，錢君始書其名於版。光恐久而漫滅，嘉祐八年，刻於石。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懼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