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嵗物豐成，感涵煦深恩

                 ——讀歐陽修《豐樂亭記》

      宋仁宗慶曆五年（1045年）八月，“慶曆新政”失敗，執政大臣杜衍、范仲淹等相繼被斥逐。歐陽修因上書為他們辯護，也被捏造罪名，由河北都轉運按察使降知滁州，於當年十月到任。他在《滁州謝上表》中，猶憤憤不平地辯解：“謗讒始作，大喧群口而可驚；誣閣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究其根源，實乃“嘗列諫坦，論議多及於貴權”，因之“若臣身不翻，則攻者不休……必欲措臣少安，莫若裏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阱之危機。”

      歐陽修三次遭貶使他對當時冷酷的社會現實有了比較清醒的認識；官場的傾軋，使他希圖擺脫世俗紛擾，向往恬靜的歸隱生活。滁州在長江與淮河之間，正是“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的“閑處”，山高水清，風景宜人。這裏地處偏僻，民風淳厚。歐陽修被貶至此，倒也悠閑自在。在這裏，清山綠水滌除他心頭的煩惱，大自然觸發了他無拘無束的天性和豐富的感情。他幾乎陶醉於山水美景之中。由於他把“與民同樂”看成是“刺史之事也”，雖然是“載評流徙”，遠離了政治鬥爭的中心，不能直接向朝廷指陳時弊了，其心倒也安然。作者這時的人生觀比較曠達的，《豐樂亭記》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寫成的。

           一、山水之樂：亂世餘韻裏的靜謐療愈

      滁州的山水，是熨帖歐陽修政治創傷的溫床。他在文中回憶，治理滁州的第二年夏天，偶然發現州南百步外的一處佳境：“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豐山的挺拔、幽谷的幽邃、清泉的靈動，瞬間叩擊到他內心對寧靜的渴望。於是，他親自“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將這片自然景致打造成與滁州百姓共享的休憩之所。此後，他常“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春日擷取幽芳，夏日棲身喬木濃蔭，秋冬則靜觀風霜冰雪雕琢出的山川清瘦。四季景致各有韻味，而這份美感的核心，不僅在於自然本身的秀麗，更在於它像一道屏障，隔絕了朝堂的黨爭與傾軋，讓歐陽修得以暫時卸下“列諫坦，論議多及於貴權”的沉重過往，回歸到最本真的生活狀態。

      值得深思的是，這份山水之樂並非單純的避世消遣，而是建立在對歷史滄桑的深刻認知之上。歐陽修深知，滁州並非自古安寧，五代戰亂時期，這裏曾是烽火連天的“用武之地”。宋太祖趙匡胤當年率領後周軍隊，正是在清流山下擊潰李景的十五萬大軍，並在滁州東門之外生擒敵將皇甫輝、姚鳳，才最終平定此地。作者曾特意“考其山川，按其圖記”，登上高處眺望清流關，試圖尋覓當年兩軍交戰、敵將被擒的遺跡。卻發現親歷那段亂世的“故老皆無在也”，唯有“山高而水清”的靜謐，靜靜訴說著歲月的流轉。這種今昔對比，讓歐陽修對眼前的和平愈發珍視：他清楚地知道，此刻的山水之樂並非天然饋贈，而是大宋王朝統一四海後，歷經百年太平沉淀的結果。

           二、豐年之樂：民生安樂中藏著的感恩內核

      若說山水之樂是歐陽修個人心境的寄托，那麼“豐年之樂”便是他對滁州百姓生活的深切體察，更是他感悟朝廷“涵煦深恩”的核心切入點。滁州地處江淮之間，遠離戰亂紛擾與市井繁華，百姓“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田壟間耕耘勞作，滿足於衣食無憂的平淡生活，坦然面對生老病死的自然輪迴。這份樸素而安穩的安樂，在歐陽修眼中，正是“豐年之樂”最鮮活的註腳。作者敏銳地察覺到，百姓的這份安寧與豐足絕非偶然：自唐朝末年起，天下陷入分裂割據的混亂局面，豪傑四起、紛爭不斷，“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百姓長期深陷戰亂之苦，過著流離失所、朝不保夕的日子。直到大宋王朝建立，“聖人出而四海一”，朝廷推行“休養生息”的治國方略，歷經百年時光，那些曾憑藉山川險阻割據一方的勢力早已“剗削消磨”，天下才終於迎來長久的太平。因此，百姓“樂其歲物之豐成”，不衹是因為當年的收成向好，更因為他們有幸生活在“無事之時”，不必再擔憂戰火侵擾家園，不必再忍受顛沛流離之苦。這份安穩，正是朝廷百年“涵煦”（滋養、庇護）的成果，是“上之功德”最直接的體現。

      歐陽修並未將這份感悟藏於心中，而是巧妙地融入對百姓的引導之中。他修建豐樂亭，與滁人同遊同樂，不僅是為了共享山水之趣，更重要的是“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他希望百姓在享受生活安樂的同時，能明白這份幸福的源頭：是大宋王朝的統一與治理，是朝廷對百姓的庇護與滋養。這種引導毫無生硬的說教感，而是通過同遊、同樂的親近方式，將對朝廷的感恩之心潛移默化地傳遞給百姓，也生動詮釋了他作為地方官員“宣上恩德”的責任與擔當。

           三、與民同樂：貶謫境遇裏的曠達與擔當

      在《豐樂亭記》中，“與民同樂”是貫穿全文的主線，更是歐陽修人生態度從憤懣轉向曠達的關鍵標幟。此前三次被貶的經歷，讓他對官場的傾軋與黑暗有了清醒認知，也曾生出“恬靜的歸隱生活”的向往。但抵達滁州後，他並未沉溺於個人的失意與哀怨，而是將目光投向身邊的百姓，將“與民同樂”視作自己身為“刺史”的核心職責。他坦言“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滁州的偏僻讓政務清閑，當地的民風安閑更讓他心生喜愛。處理完日常政務後，他便常與百姓一同遊山玩水，感受四季更迭的景致，分享豐收的喜悅。當看到百姓因年成豐收而展露笑顏，且願意與自己同遊時，他心中湧起的不僅是個人的快樂，更有作為地方官員的欣慰與滿足。這種“與民同樂”的實踐，打破了官民之間的隔閡，也讓他在百姓的淳朴笑容中找到了新的精神寄托。他不再為被貶的遭遇耿耿於懷，而是將精力投入到為百姓創造更美好生活的實事中，用行動踐行著“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的職責。

      這份曠達絕非消極的妥協，而是蘊含著積極的擔當。歐陽修深知，自己雖遠離朝堂政治中心，無法再直接“指陳時弊”，但在滁州這片土地上，依然能為百姓做些實事。修建豐樂亭，不僅是為了紀念當下的太平與豐年，更是為了給百姓提供一個休閑同樂的場所，讓“豐年之樂”得以延續。他在文中寫下“遂書以名其亭焉”，將自己對太平的珍視、對百姓的關懷，都寄托在“豐樂”二字中，期盼這份安樂與感恩能長久傳承下去。

           四、涵煦深恩：個人境遇與家國情懷的交融共鳴

      “感涵煦深恩”，是《豐樂亭記》深層的情感內核，也是歐陽修個人境遇與家國情懷交融共鳴的體現。對歐陽修而言，朝廷的“涵煦”之恩，既體現在百年太平帶來的民生安樂上，也體現在即便自己因言獲罪被貶，仍能在滁州獲得安身立命之地、繼續履行官員職責的包容上。他在《滁州謝上表》中雖有憤懣之語，但也坦誠“幸賴聖君之在上”，這份复杂的情感，在《豐樂亭記》中最終轉化為對朝廷治理的認可與對太平局面的感恩。當他看到滁州百姓“安於畎畝衣食”，看到“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的安寧景象時，便清晰地明白：這是朝廷“休養生息”政策的成效，是“聖人出而四海一”的歷史必然。這份感恩，無關個人仕途的得失，而是對整個大宋王朝太平局面的珍視。他將個人的山水之樂、與民同樂的體驗，與朝廷的“涵煦深恩”緊密聯結，讓《豐樂亭記》超越了普通的山水散文範疇，成為一篇讚美太平盛世、傳遞感恩之情的經典之作。

      《豐樂亭記》是歐陽修貶謫滁州時期的代表作，也是他人生心境與精神追求的集中體現。文章以清新自然的筆觸描繪滁州山水之美，以真摯深切的情感展現百姓豐年之樂，更以曠達深遠的立意傳遞對朝廷“涵煦深恩”的感念。在這篇文章中，歐陽修擺脫了政治失意的憤懣，在與自然相融、與百姓同樂中找到了精神歸宿，也充分展現了他作為文人官員的家國情懷與責任擔當。“樂嵗物豐成，感涵煦深恩”，這不僅是歐陽修對滁州生活的真切感悟，更是他對大宋王朝太平盛世的深情讚美。這份對和平的珍視、對民生的關懷、對家國的熱愛，歷經千年時光洗禮，依然能引發今人的情感共鳴，讓我們在品讀經典時，感受到跨越時空的精神力量。

           附原文《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辟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輝、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輝、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也。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向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

      今滁介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於百年之深也。

      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