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學以成，興固國本

                 ——歐陽修《吉州學記》鈔記

      《吉州學記》創作於北宋慶曆四年（1044年）冬季，是文壇領袖歐陽修應吉州知州李寬之（原文簡稱“李侯”）之請，為當地擴遷州學所作的一篇經典碑記散文。此文並非單純記錄興學事件，更以細膩筆觸勾勒出宋代教育發展的縮影，字裏行間滲透著歐陽修對教育本質的深刻思考，以及士大夫階層“”的社會責任感，當為宋代教育散文的重要文獻。

      北宋慶曆三年（1043年），面對內憂外患的社會局面，宋仁宗為革新弊政，特開天章閣，召范仲淹、富弼等八位核心政事大臣入閣議事，親自詢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並命大臣們書面作答。當時大臣們因事關國本，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稱“此事非愚臣所能及”，最終以“惟陛下所欲為，則天下幸甚”來回應。此次議事後，朝廷迅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即“慶曆新政”），詔書屢下：一方面勸勉百姓務農養蠶以固民生之本，另一方面嚴責官吏考核以整肅吏治，同時大力推舉賢才以補朝堂之需。到了慶曆四年三月，新政中關於教育的核心舉措落地，詔令天下各州府縣皆立學校，並設置專職學官管理教學。這一政令打破了此前教育資源集中於京城的局限，即便“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也掀起了興辦學校的熱潮。

      吉州學舍的建成，正是這股全國性興學浪潮中的典型案例。要知道，宋代自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建國，至慶曆四年已歷八十四年，卻直到此時才實現“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足見古代教育體係建設的艱難；而此次大規模興學，不僅填補了地方教育的空白，更為宋代後續人才培養與文化繁榮奠定了基礎，其意義遠超一時一地的教育實踐。

      歐陽修在文中開篇即拋出核心論斷：“學校，王政之本也”，將教育提升到國家治理根基的高度。他明確指出：“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即古代王朝治理的好壞，與學校的興盛或荒廢直接相關。為佐證這一觀點，他引用《禮記·學記》中的記載：“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說明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達到“極盛之世”，正是因為建立了從國家到家族的完備教育體系（“大備之制”）。在歐陽修看來，教育絕非單純的“傳道授業”，而是“王政”的核心環節：衹有通過學校培養出德才兼備的人才，才能為朝堂輸送合格官員，為社會樹立道德標杆，最終實現“國治民安”。而吉州學舍從“舊有夫子廟”擴遷為“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的完備學舍，正是對“學校乃王政之本”這一理念的鮮活實踐，它讓“興學”從朝廷政令，真正落地為惠及地方的民生實事。

      歐陽修在文中不僅強調教育的重要性，更深入闡釋了其教育理念，這些理念即便放在今日，仍具啟發意義。關於教學之法，本於人性，以“磨揉遷革”育“善”。歐陽修認為，教育的根本在於順應人性，而非違背天性的強制灌輸，核心方法是“磨揉遷革，使趨於善”。他對這四字的內涵進行了隱性闡釋：“磨”即“磨礪”，指將學生置於現實情境中鍛煉，避免死記硬背、脫離實際，讓知識在實踐中得到檢驗；“揉”即“調和”，強調教育需“均勻著力、快慢相濟”，既要引導學生將實踐經驗內化為認知，又要以認知指導新的實踐，實現“學”與“行”的融合；“遷”即“遷移”，指知識的融會貫通，不僅要掌握單一知識，更要學會舉一反三、觸類旁通，實現從“量變”到“質變”的突破；“革”即“革新”，意為革除愚昧認知與不良習慣，讓學生在學習中不斷更新觀念、提升能力。這一過程的最終目標，是讓學生達到“善”的境界：既擁有“善良品德”，又具備“精湛學識技能”，成為“德才兼修”的完整之人。

      關於教育的長期性，歐陽修認為只有持之以恒，靜待成效：以“不倦”待“久功”，方能收到教育的成效。歐陽修深知教育的“長期性”，以故他提出了“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他認為，優秀的教育者必須有“不倦”的耐心，不能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要等待“遲久之功”的积累。那麼，如何判斷教育是否“成功”呢？歐陽修給出了明確標準：“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為學之成”。也就是說，衹有當社會中“禮讓”之風盛行，民間風俗變得纯朴美好，才能說明教育真正發揮了作用。這一標準跳出了“升學率”“考試成績”的局限，將教育效果與社會風氣的改善緊密掛鉤，體現了“大教育觀”的遠見。

      關於教育對士風民俗的轉化，乃至移風易俗，實現社會的良性發展，歐陽修也有清醒的認識。他認為民風皆為所系，以“教化”塑“和諧”社會，乃是善舉。歐陽修對吉州學舍的期望，遠不止“培養學子”，更在於通過教育改變地方風貌。他在文中描繪了理想中的圖景：對士人：“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為公卿”，即當地學子能成長為品德高尚、才華出眾的人才，有能力擔任朝廷要職；對風俗：“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即民間的婚喪嫁娶、日常飲食都符合禮儀規範，摒棄陋習；

對鄉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即鄉里之中，長輩慈愛晚輩、晚輩孝順長輩，家庭关系和睦；對社會：“少者扶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道路”，即路上有年輕人攙扶年老體弱之人，壯年人幫助他人分擔重負，社會充滿互助溫情。這一圖景清晰地表明：在歐陽修眼中，教育是“教化”的核心載體。它既要塑造個體的品德與能力，更要通過個體影響群體，最終讓整個社會呈現出“和諧有序”的面貌。

      《吉州學記》雖距今近千年，但其蘊含的教育智慧，對當代教育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首先，我們必須尊重教育規律：回歸“以人為本”的本質。當代教育應借鑒“磨揉遷革”的理念，遵循“循序漸進”的規律：既要避免“填鴨式”教學，多為學生提供實踐鍛煉的機會（如社會實踐、項目式學習），讓知識“活”起來；又要注重“學行融合”，引導學生將課堂所學應用於生活，同時在生活中深化對知識的理解；還要鼓勵“知識遷移”與“觀念革新”，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其次，堅持長期教育，摒棄“短視化”的功利思維。歐陽修“須遲久之功”的理念，對當下教育具有警醒意義。教育工作者應摒棄“短期政績”思維，不急於用“分數”“排名”衡量教育效果，而要將“品德培養”“習慣養成”“社會責任感塑造”納入長期目標；家長與社會也應給予教育更多耐心，認可“潛移默化”的教育價值，共同營造“重長期、輕短期”的教育氛圍，讓學生能在從容的環境中成長。此外，重視以教育爲根本：夯實“興國興邦”的基礎。“學校，王政之本也”的論斷，在今天依然成立。教育是國家發展的基石，衹有加大教育投入，完善從基礎教育到高等教育的體系建設，培養出“具有高尚品德、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的高素質人才”，才能為科技進步、社會發展、國家富強提供源源不斷的動力。這既是對歐陽修教育理念的傳承，也是當代中國實現“教育強國”戰略的核心要求。

      綜上，《吉州學記》不僅是一篇記錄宋代興學的碑銘散文，更是一部蘊含深刻教育智慧的“思想文獻”。它以“興學”為切入點，串聯起教育、社會、國家的关系，其價值跨越千年，至今仍能為我們思考教育本質、推動教育發展提供寶貴啟示，值得每一位教育工作者、文化研究者乃至普通讀者深入研讀與借鑒。

           附原文《吉州學記》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爲，則天下幸甚。於是詔書屢下，勸農桑，責吏課，舉賢才。其明年三月，遂詔天下皆立學，置學官之員，然後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皆有學。嗚呼盛矣！

      學校，王政之本也。古者致治之盛衰，視其學之興廢。《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宋興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豈非盛美之事，須其久而後至於大備歟？是以詔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舊有夫子廟，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以爲學舍。事方上請，而詔已下，學遂以成。

      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二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賔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壮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予世家於吉，而濫官於朝，進不能賛揚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然予聞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其勉於人者勤，其入於人者漸；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須遲久之功，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純美，然後爲學之成。今州縣之吏不得久其職而躬親於教化也，故李侯之績及於學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後之人毋廢慢天子之詔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将見吉之士皆道徳明秀而可爲公卿。問於其俗，而婚喪飲食皆中禮節；入於其里，而長幼相孝慈於其家；行於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負荷於道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時從先生、耆老席於衆賔之後，聽鄉樂之歌，飲獻酬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而立諸其廡以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