晝錦非榮，澤被後世乃貴

                 ——讀歐陽修《相州晝錦堂記》

      《相州晝錦堂記》作於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寫作此文時，韓琦任丞相，歐陽修在翰林院供職。古人曾說，富貴歸故鄉，猶當晝而錦。在《史記·項羽本紀》中，也有這樣的話：“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當年，魏國公韓琦是以武康節度使回老家任職，應算是富貴而歸故鄉。爲此，他修建了“晝錦堂”，以表明其志向遠大，輕富貴，不以晝錦為榮，並刻詩言志。歐陽修對他此舉十分推崇，且他們都曾主張革新，有共同的抱負和政治見解，以故歐陽修“樂公（指韓琦）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寫了這篇文章。

      “富貴歸故鄉，猶當晝而錦”，古往今來，無數士人將“富貴歸鄉”視作人生至高榮耀。項羽那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更將世人對這份虛榮的追捧道得淋漓盡致。然而，在歐陽修筆下的《相州晝錦堂記》中，我們卻看到了一種跳出世俗的價值抉擇：魏國公韓琦以“晝錦堂”為志銘，輕賤富貴的浮華，篤行“德被生民、功施社稷”的實功，深刻詮釋了“晝錦非榮，澤被後世乃貴”的崇高境界，讀來令人心折不已、肅然起敬。

      當年，韓琦以武康節度使的身份回歸故鄉相州任職，這在世俗的眼中無疑是“富貴歸鄉”的典範。但他並未像尋常得志者那般，沉溺於鄉鄰的簇擁與讚歎，反而特意修建“晝錦堂”，還在堂畔刻詩明志，他要借這座堂、這些詩，宣告自己對世俗富貴榮耀的輕視，更要彰顯自己對更高人生價值的追求。在文中，歐陽修巧用對比手法，將韓琦與普通士人對待富貴的態度清晰剖白。當士人處於困厄之時，往往“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例如蘇秦在未得志時，連嫂子都對他無禮；朱買臣處貧賤之時，竟被妻子拋棄，這般“人情冷暖”，是無數寒門士子的共同境遇。可一旦他們一朝得志，“高車駟馬，旗旄導前，騎卒擁後”，那些曾經輕視他們的“庸夫愚婦”，便會“奔走駭汗，羞愧俯伏，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對這些士人而言，這種“衣錦還鄉”的一時榮耀，足以讓他們沉迷於當下的誇耀，滿足於鄉鄰的敬畏。但他們的目光，始終局限在眼前的虛榮裏，始終無法跳脫個人榮辱的圈子，其格局何其狹隘！

      韓琦卻全然不同，他本籍在相州，其家族“世有令德，為時名卿”，本人從少年時便“擢高科，登顯仕”，“將相之位、富貴之榮”對他而言，本就是“公所宜素有”，絕非寒門士子那般“僥幸得志於一時”。正因如此，那些象徵權勢與富貴的“高牙大纛”，不足以成為他的榮耀；代表尊貴身份的“桓圭袞冕”，也不配成為他的追求。在韓琦心中，真正的“貴”，是“德被生民，功施社稷”；是讓恩惠遍及百姓，讓功績留存國家；是將這份恩德與功績“勒之金石，播之聲詩”，既能光耀後世，又能流傳無窮。

      宋仁宗至和年間，韓琦治理相州時修建了“晝錦堂”，爾後又刻詩於石，以留給相州百姓。在詩中，他明確表述“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將“報私恩、泄私怨”“誇耀名聲榮譽”視作可鄙之事。他不僅不把古人追捧的“晝錦之榮”放在眼裏，反而將其當作警醒自己的戒條。這份在富貴面前的清醒，在名利場中的豁達，遠非普通士人所能企及。

      韓琦的志向，從不是“誇一時而榮一鄉”,他用一生的行動，踐行著自己的追求：“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無論身處朝堂高位還是地方任職，無論境遇順遂還是艱險，他始終堅守初心，為國家操勞不輟；“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面對關乎國家安危的大事、需要決斷的重大議題，他總能手持笏板、衣帶垂身，神色從容不迫，以沉稳的智慧讓天下安定如泰山。像這樣的人，大家稱之為“社稷之臣”，自然是當之無愧的。他的“豐功盛烈”，不是用來裝點鄉里的門面，而是“銘彞鼎而被弦歌”。即被刻在禮器上、譜進樂曲裏，成為整個國家的光彩。這樣的功績，能讓後世之人銘記，能為歷史留下厚重的一筆，這才是真正值得珍視的“榮”。

      歐陽修雖未能親登韓琦的晝錦堂，卻通過誦讀堂前的詩句，深刻領會到他的志向與胸襟。於是，他提筆著文，要將這份精神傳遞給天下人。《相州晝錦堂記》從來不是為一座堂“立傳”，而是為一種崇高的價值觀“立言”。它清晰地告訴我們：人生的價值，不該困於一時的富貴與虛榮，不該沉迷於眼前的讚譽與追捧。真正有意義的人生，當如韓琦一般，將個人的才學與抱負，融入為百姓謀福祉、為國家謀長遠的大業中，創造出能澤被後世、流傳千古的實績。

           附原文《相州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孺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纍跡，瞻望咨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幸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彞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余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